COVID-19 共存疾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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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审阅： 23 Jun 2024

最后更新： 24 Oct 2023

本页汇编了我们与COVID-19 共存疾病管理有关的内容。有关诊断和治疗的更多信息，请按照下方链接参阅我们关于相关疾病和症状的 BMJ Best Practice 临床实践完整专题。

围产期诊疗注意事项

孕妇 COVID-19 严重程度

孕妇具有程度更严重 COVID-19 感染的风险，应采取额外预防措施，尤其是妊娠 28 周以上的孕妇。[1][2][3][4][5]

妊娠将增加住院、收入重症监护病房和接受机械通气的风险。[2][6] 应为孕妇提供咨询，咨询涉及 COVID-19 重症风险及采取预防措施的重要性。[6]

妊娠期间 COVID-19 感染收治入院的危险因素包括：未接种疫苗；来自黑种人、亚洲人或其他少数族裔；体重指数为 25 或更高；孕前合并症（例如糖尿病或高血压）；年龄 35岁或以上；社会经济剥夺加剧。[7][8] 在美国，西班牙裔和非西班牙裔黑人女性在妊娠期间发生 SARS-CoV-2 感染的人数过多。[6]

母体 COVID-19 与子痫前期/子痫、早产、紧急剖宫产分娩、产后母体住院时间延长、静脉血栓栓塞、心肌梗死以及母体死亡或产科并发症导致严重疾病的风险升高具有相关性。[7][9][10][11][12][13][14][15][16][17] 既存合并症、母体高龄、妊娠前肥胖、妊娠期糖尿病、妊娠前糖尿病、子痫前期和非白族裔都与妊娠期间发生更为严重的 COVID-19 相关。[2][11][18][16]

疾病严重程度与更高的早产率、剖宫产率、母体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率、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率和孕产妇死亡发生率具有相关性。[2][19][20] 母体 SARS-CoV-2 感染状态似乎不会影响产后出血、婴儿 5 分钟 APGAR 评分或孕龄对应出生体重。[9][21]

母体 COVID-19 感染对新生儿的影响

SARS-CoV-2 检测呈阳性的母体所娩婴儿，新生儿病房收治入院、新生儿住院时间延长、高胆红素血症、呼吸窘迫综合征和罹患所有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将有所升高。[12][21][22] 美国一项研究发现，与非 COVID-19 患者相比，分娩住院时 COVID-19 患者发生死产风险更高；与 Delta 变异株出现之前的时期相比，在 Delta 变异株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其关联更强。[23]

罹患 COVID-19 的母体所娩婴儿中，只有不到 2% 的婴儿确认感染 SARS-CoV-2。传播可发生于宫内、围产期，或产后早期。重度母体感染、母体死亡、母体重症监护病房收治和母体产后感染，均与新生儿 SARS-CoV-2 阳性风险升高具有相关性。[24]

孕妇和哺乳期女性的疫苗接种

应建议孕妇接种流感疫苗。[7] 妊娠期间 COVID-19 疫苗使用指南已发布。[25] 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建议所有妊娠、哺乳、当前尝试妊娠或将来可能妊娠者均进行 COVID-19 疫苗接种。[26][27] 在英国，指南建议，孕妇应根据年龄和临床风险分组，与非妊娠女性同时接受疫苗接种。[7][28] 哺乳女性也可接受合适的 COVID-19 疫苗接种。[28]应遵循当地指南。

mRNA 疫苗第二剂次接种后 7 天，抗 SARS-CoV-2 感染的有效率为 89.5%。[29] 妊娠期间接种 COVID-19 疫苗与自然流产、产后出血、绒毛膜羊膜炎、剖宫产、新生儿重症监护、5 分钟 APGAR 评分 <7、死产、早产或小于胎龄儿之间不具相关性。[29][30][31][32][33][34][35][36][37] 与未接种疫苗女性相比，接种疫苗可显著降低死产风险（OR 为 0.85，95% 置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 CI] 为 0.73-0.99）。[29] 与接种疫苗的女性相比，未接种疫苗的女性更易因 COVID-19 入院。[38][39]

一项回顾性观察性队列研究发现，与未接种 SARS-CoV-2 疫苗女性相比，妊娠期间进行 SARS-CoV-2 疫苗接种的女性更易出现发热、周身不适/乏力、局部反应和淋巴结肿大/淋巴结炎。经评估，相较于匹配的未接种疫苗对照组，无严重急性不良事件（脑静脉窦血栓形成、脑炎或脊髓炎、心肌炎或心包炎、肺栓塞或吉兰-巴雷综合征）在接受疫苗接种的女性中具有更高的发生频率。[40]

对 AZD1222（阿斯利康）疫苗进行临床试验期间出现的妊娠所做分析表明，接受 SARS-CoV-2 疫苗接种的女性和接受对照疫苗接种的女性之间受孕率无差异。[41] 队列数据亦表明，接种 COVID-19 mRNA 疫苗与接受 IVF 女性的卵母细胞或胚胎发育、着床或者早期妊娠丢失不具相关性。[42]

为预防 1 例有症状 COVID-19 病例而需要接种疫苗的人数（number needed to vaccinate, NNV ）计算为 41 至 206 名孕妇。对重度 COVID-19 进行预防的 NNV 介于 412 和 2058 之间。疫苗相关性心肌炎的损害所需患者数（numbers needed to harm）为 37,037，疫苗相关性伴血小板减少的血栓形成损害所需患者数为 48,780。[43]

母体接种疫苗后，SARS-CoV-2 抗体出现于脐带血和母乳中，已见诸报道。[44][45][46][47] 与妊娠中期进行两剂基础疫苗接种相比，在妊娠中期接种第 3 剂（加强剂）mRNA 疫苗后，母体和新生儿可以获得更高的 SARS-CoV-2 抗体滴度。[48] 病例对照研究发现，母体在妊娠期完成 2 剂 mRNA COVID-19 疫苗系列接种，与 <6 月龄婴儿因 COVID-19 住院风险减低具有相关性。[49][50][51]

新生儿诊疗注意事项

美国儿科学会已对 COVID-19 母体所娩婴儿发布诊疗指南。[52]

观察性队列研究发现，若采取接触和飞沫预防措施，保护新生儿避免接触母体呼吸道分泌物，将使新生儿罹患 SARS-CoV-2 感染的风险降低。[53][54][55] 应佩戴口罩，并对于母子间直接皮肤接触认真施行乳房和手部卫生措施。[1][52]

临床医生应根据其机构政策对分娩进行干预；单纯母体 COVID-19 感染并非干预的指征。[56] 新生儿复苏应遵循当前国家和欧洲指南。[56]

母乳喂养应受到鼓励；获益远大于传播风险。[4][57]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 COVID-19 可通过母乳传播。[7][58][59][60] 哺乳女性可进行合适的 COVID-19 疫苗接种。[27][28]

婴儿不应佩戴口罩或其他面罩，因其可导致窒息风险。[7]

需进行抗凝治疗患者注意事项

美国抗凝论坛（Anticoagulation Forum）建议，如果患者正在服用华法林，则应检查其适应证，以确定是否仍然需要给予抗凝治疗。若确需给药，临床医生应考虑患者是否可转换为直接口服抗凝药（direct oral anticoagulant, DOAC）或患者是否可自行监测 INR。如果患者为合适的候选人，并同意转换，则可将其从华法林转换为 DOAC 给药。[61] 起始 DOAC 之前应停止华法林治疗。[62] 可为服用华法林的稳定患者提供延时 INR 检测；间隔不超过 12 周为宜。[61]

英国已对机械性心脏瓣膜抗凝患者发布安全警告。机械性心脏瓣膜患者需终生使用维生素 K 拮抗剂（通常为华法林）进行治疗。切勿改用 DOAC 或低分子肝素（low-molecular-weight heparin, LMWH）。大流行期间抗凝药物转换不当的机械性心脏瓣膜患者中，已经出现了需进行紧急手术的瓣膜血栓形成病例，以及一例重度贫血病例。[63]

如果患者因任何原因住院，包括被诊断为 COVID-19，则可能需要更换抗凝药物。美国指南建议因基础疾病正在接受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疗患者，如果被诊断为 COVID-19，应继续使用此类药物，除非出现大出血或出现其他并发症。[64] 如果服用华法林或其他维生素 K 拮抗剂的患者疑似或确诊 COVID-19 感染，则持续进行 INR 监测十分重要。[62] 常规抗凝治疗可能需进行调整，尤其是患者接受抗生素或抗病毒药物治疗。[62] 已开发出一种在线工具，检查潜在的 COVID-19 药物相互作用：

Liverpool Drug Interaction Group: COVID-19 drug interactions Opens in new window

英国指南指出，接受 COVID-19 住院治疗并因另一疾患接受抗凝治疗的患者，应以当前剂量继续使用其抗凝药物，除非临床情况有所变化。如果他们临床状况恶化，且当前抗凝药物并非LMWH，临床医生则可考虑改用 LMWH。[65]

英国抗凝治疗机构报道称，与 2019 年同期相比，2020 年 3 月和 2020 年 4 月初次封锁期间，超出治疗范围的 INR（>8.0）几率增加了 6 倍COVID-19 感染、抗生素治疗、其他相互作用的药物，收治入院、近期出院、进入临终关怀路径，以及检测时间间隔延长，均被确认为 INR 升高危险因素。[66]

与符合抗凝治疗条件，但未接受抗凝治疗的心房颤动患者相比，接受抗凝治疗的心房颤动患者死于 COVID-19 的风险较低，但收治入院风险较高。[67]

英国指南指出，辉瑞-BioNTech COVID-19 疫苗可以肌肉注射给予服用华法林患者，前提是其必须监测 INR，且最近 INR 低于治疗范围上限。使用 DOAC 后病情稳定的患者，也可使用辉瑞-BioNTech 疫苗。血肿形成风险可通过使用 23g 或 25g 针头，并在注射部位按压 2 分钟（但勿揉搓）予以降低。[28]

疾病	描述
急性肾损伤	COVID-19 患者可能出现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 AKI）。年龄 ≥60 岁和重症 COVID-19 是死亡独立危险因素。[68] 与非重症 COVID-19 患者相比，罹患重症 COVID-19 患者，更有可能需要给予持续肾脏替代治疗。AKI 会显著增加 COVID-19 患者住院死亡风险。[68] 一项针对美国 AKI 住院患者的队列研究发现，与不伴 COVID-19 患者相比，COVID-19 相关性 AKI 与出院后更高的估计肾小球滤过率降低发生率具有相关性，其独立于基础合并症或 AKI 严重性。[69] 英国指南指出，在 COVID-19 患者中，AKI 可在任何时间（住院前、住院期间或住院后）出现，维持正常血容量（最佳容量状态）对于降低 AKI 发病率至关重要。[65] COVID-19 患者的 AKI 治疗似乎与其他人群相同，包括必要时给予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70] 除非必要，否则应停用可引起或加重 AKI 的药物。COVID-19 某些治疗方法可能会增加 AKI 风险。[65]体温升高和呼吸频率增加的患者，将出现更多不显性液体丢失。[65]在许多病例中需要给予静脉输液，应在生化检测指导下进行治疗选择。静脉补液治疗的目标是维持血容量正常状态。[65] 钾离子结合剂可作为危及生命高钾血症紧急治疗的一部分，同时给予标准诊疗。[65]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美国健康保险索赔数据分析提示，白血病是致死性 COVID-19 重要危险因素。[71] 一个国际专家组和美国血液学会已为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提出建议。[72][73]临床医生应考虑在老年人诱导治疗过程中，和对 COVID-19 并发症出现高风险患者治疗中，尽量减少皮质类固醇暴露，并减少柔红霉素和培门冬酶（聚乙二醇修饰门冬酰胺酶）的剂量。[72][73] 抗 CD20 单克隆抗体可降低免疫球蛋白水平；应尽可能推迟使用此类药物进行治疗。对于费城染色体阳性疾病患者，应考虑减少皮质类固醇剂量和给予第二代酪氨酸激酶抑制剂。[72][73] 如果患者经过两个周期化疗后，微小残留病呈阳性，临床医生应考虑使用 blinatumomab。如果患者微小残留病呈阴性，且已经接受了大部分化疗，则可提前接受维持治疗。维持治疗期间，对于 >65 岁患者，临床医生应考虑减少皮质类固醇用量和避免给予长春新碱。对于复发或难治性疾病和移植，已给出相应建议可供参考。对于无 COVID-19 患者，应考虑使用生长因子支持，以促进中性粒细胞计数恢复，并在治疗的所有阶段，将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维持于 1000 个细胞/μL 以上。中重度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感染患者可能应避免使用生长因子，因其可能导致炎症性肺损伤加重。[72] 血液疾病患者进行 SARS-CoV-2 疫苗接种试验的数据有限。此类患者对疫苗的反应可能削弱。一项对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进行 BNT162b2 mRNA COVID-19 疫苗接种的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相比，抗体应答有所降低，且受疾病治疗的影响。[74] 可考虑采取其他措施，例如家庭密切接触者尽早进行疫苗接种。[75]
急性髓性白血病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急性髓性白血病美国健康保险索赔数据分析提示，白血病是致死性 COVID-19 重要危险因素。[71] 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genous leukaemia, AML）与 COVID-19 患者较劣的存活情况有关。[76] 开始诱导或巩固化疗之前，应对 AML 患者进行 COVID-19 筛查。[77] 理想情况下，接受强化治疗的患者应在 COVID-19 阴性病房中进行隔离照护，并加强筛查和保护措施。化疗应延迟至症状缓解且患者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呈阴性。细胞遗传学和核仁磷酸蛋白-1（nucleophosmin-1, NPM1）及 fsm 相关性酪氨酸激酶-3（fsm-related tyrosine kinase-3, FLT3）状态将指导化疗选择。venetoclax 和 gilteritinib 已获英格兰 NHS 紧急批准，可用于特定患者群。[77] 中重度 COVID-19 感染患者可能应避免使用生长因子，因其可能导致炎症性肺损伤加重。[72] 血液疾病患者进行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 2 疫苗接种试验的数据有限。此类患者对疫苗的反应可能削弱。一项对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进行 BNT162b2 mRNA COVID-19 疫苗接种的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相比，抗体应答有所降低，且受疾病治疗的影响。[74] 可考虑采取其他措施，例如家庭密切接触者尽早进行疫苗接种。[75]
Addison 病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Addison 病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患者感染风险增加，可能伴发肾上腺危象。确诊或疑似 COVID-19 患者的肾上腺危象预防指南已可获取。[78] 患者应得到支持，助其安全的进行疾病自我管理，并应接受病期规则（sick day rules）应用教育。指南建议出现 COVID-19 症状的患者应就医，并应按照医嘱服用氢化可的松或泼尼松龙。还建议发热患者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并规律饮水，肉眼监测尿液大致浓度。如有临床恶化征象（例如头晕、强烈干渴、无法控制的颤动、嗜睡、意识模糊、昏睡、呕吐、严重腹泻、呼吸短促、呼吸频率 >24/min、言语困难），患者或其照护者应进行氢化可的松肌内注射，并呼叫紧急医疗救助。[78] 住院患者应接受氢化可的松静脉给药和等渗生理盐水持续静脉输液复苏；氟氢可的松应暂时停用。
再生障碍性贫血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再生障碍性贫血重度再生障碍性贫血（aplastic anaemia, AA）确定性治疗选择为干细胞移植或免疫抑制治疗。美国血液病学会建议，对于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absolute neutrophil count, ANC）<200/μL（非常严重的 AA）患者，延迟移植或免疫抑制治疗，其风险远远大于住院期间或免疫抑制对感染进程产生影响期间暴露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 2），但目前尚未确定最佳管理方案。[79] 免疫抑制治疗选择为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ntithymocyte globulin, ATG）、环孢素和艾曲泊帕；给予 ATG 需住院进行处理。美国血液病学会、欧洲血液和骨髓移植学会以及英格兰 NHS 发表声明，建议对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的重度或极重度 AA 患者，可联合 ATG，使用艾曲泊帕（联合或不联合环孢素）作为干细胞移植或免疫抑制治疗的桥接治疗。[79][80][81] 血液疾病患者进行 SARS-CoV-2 疫苗接种试验的数据缺乏。此类患者对疫苗的反应可能削弱。一项小型研究报道称，与健康对照相比，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接种第一剂 SARS-CoV-2 疫苗后，血清转化率降低，抗体反应降低。第二次疫苗接种后，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和健康对照的血清阳性及抗体水平相当。[82] 可考虑采取措施，例如给予家庭接触者早期疫苗接种。[75] 美国血液病学会指出，尽管部分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患者可能无法对疫苗接种产生适当的免疫反应，但 AA 患者进行 COVID-19 疫苗接种的获益超过风险，尤其是具有重症 COVID-19 其他危险因素者。[79]
哮喘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哮喘患者应继续如常服用给予的哮喘药物，包括吸入和口服皮质类固醇以及生物治疗。[83][84][85][86] GINA 建议应为所有患者制定书面行动计划，以便其知晓如何识别哮喘恶化，如何增加缓解和控制药物，以及何时就医。[84] GINA 建议，由于存在呼吸道病毒颗粒传播风险，因此急性发作时应避免使用雾化器，取而代之，可使用加压定量吸入器和带有咬口的储雾罐或紧密贴合的面罩给予短效 β-2 受体激动剂。[84]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出，雾化器使用可能导致传染性气溶胶生成；但目前尚不清楚雾化器使用与感染之间的关联，是由于感染性颗粒生成，还是患者与施用雾化器的医护人员之间产生密切接触所致。[87] GINA 建议，如果需要进行肺活量和峰值流量测定，应遵循当地 COVID-19 检测建议和感染控制程序。[84] GINA 建议，使用管路过滤器可将肺活量测定过程中的传播风险降至最低，如果患者感到需要咳嗽，应建议其勿松开咬口。[84] 美国变态反应、哮喘和免疫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Allergy, Asthma & Immunology, AAAAI）就肺部手术安全实践提供了建议，包括肺量测定、呼出气一氧化氮分数、雾化治疗和乙酰甲胆碱激发试验。[88] 患者应确保家中有足够的药物补给，但不应过多堆积。可提醒患者勿与他人共用吸入器或储雾罐。临床医生应鼓励患者戒烟。[83] GINA 建议，按照通常的疫苗预防措施为哮喘患者进行 COVID-19 疫苗接种。[84] 对于接受生物治疗的重度哮喘患者，COVID-19 疫苗接种和生物治疗不应在同一天进行。[84]
自身免疫性肝炎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自身免疫性肝炎一项对英国 500,000 人进行的队列研究发现，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口服皮质类固醇史与致死性 COVID-19 风险升高具有相关性。[89] 英国、欧洲和美国不建议对未罹患 COVID-19 患者的免疫抑制药物进行预想性调整。[90][91] 这样做可能会导致自身免疫性肝炎（autoimmune hepatitis, AIH）发作。布地奈德可予以考虑，为不伴肝硬化的 AIH 急性发作患者诱导缓解，最大程度减少全身皮质类固醇暴露。[91] 美国肝病研究协会（AASLD）建议，无论是否患有COVID-19的AIH患者，都应开始免疫抑制治疗。[90] 如果患者罹患 COVID-19，根据免疫抑制患者感染管理一般原则，以及为减少超级感染风险，AASLD 建议临床医生考虑减少免疫抑制剂的剂量（特别是硫唑嘌呤和麦考酚酯）。[90] 药物调整应予个体化，并应根据 COVID-19 严重性进行。如果患者正在使用皮质类固醇，并罹患 COVID-19，则皮质类固醇剂量必须给足，以防止肾上腺功能不全。[91] COVID-19 可能导致 AIH 患者肝功能检查异常；未经活检确认，不应将此归因于肝炎急性发作。[90] 英国胃肠病学会、英国肝病研究协会、NHS 血液与移植司和英国肝脏基金会联合声明建议，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应考虑采用任意可获取疫苗进行 SARS-CoV-2 免疫接种。[92]
乳腺癌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乳腺癌 COVID-19 疫苗接种与乳腺 MRI 和乳腺 X 线钼靶摄影呈现更高的腋窝淋巴结肿大发生率具有相关性。[93][94] 一项研究报道称，在接种 COVID-19 疫苗后，乳腺 X 线钼靶摄影检查显示腋窝淋巴结肿大的发生率为 3%。[94] 指南已发布，帮助避免反应性淋巴结活检。任意一剂接种 4 周内，MRI 所探及与疫苗接种上臂同侧的单侧腋窝淋巴结肿大，极可能与 COVID-19 疫苗接种具有相关性。建议在第二剂疫苗接种后 6 至 8 周进行超声检查。[93]
毛细支气管炎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毛细支气管炎英国指南建议对符合条件的儿童优化预防性治疗，包括流感疫苗接种和帕利珠单抗治疗。[95] 评估的主要特征为氧合、水化和营养，不考虑儿童潜在 COVID-19 状态。高流量鼻导管给氧是一种气溶胶生成性操作；如果正在对其使用加以考虑，应咨询高年资临床医生。需收住入院的儿童应接受呼吸道病毒检测，包括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SARS-Cov-2）、流行性感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需给予重症/高依赖性治疗或手术的儿童，应优先进行快速 SARS-CoV-2 检测。
心肺复苏 (CPR)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心肺复苏 (CPR) 由于气溶胶生成性操作、多名医务工作者与患者近距离接触，以及迅速行动的需要，在 COVID-19 流行环境下进行 CPR，给医务工作者带来较高风险。如果发现心脏骤停（患者无反应且呼吸异常），英国和国际指南（ILCOR）建议立即查看呼吸，但不建议将面部靠近患者口部打开气道，或聆听/感觉呼吸。[96][97] 急性疾患医院环境中，英国指南建议，复苏小组所有成员进入房间前必须穿戴完整的气溶胶生成操作（Aerosol Generating ProcedureAerosol Generating Procedure, AGP）个人防护装备（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若 AGP PPE 尚未穿戴完整，则不应开始进行胸外按压或气道操作。房间内人员数量须加以限制，应由经验丰富人员给予气道干预，从而最大程度减少气溶胶风险。[97] 更新版美国指南目前建议，胸外按压或除颤不应因穿戴 PPE 而延迟，但初期复苏人员应尽快由穿戴适当 PPE 者进行替代。[98] 如果患者不能仰卧，心肺复苏可在俯卧位进行，特别是如果患者已建议高级气道和循环支持。[99] 在急救和社区环境中，非专业急救人员应实施仅胸外按压的复苏和除颤（如有条件）；如果认为有感染风险，可用布料遮盖患者口鼻。小儿心脏骤停更可能是由呼吸疾患引发，因而通气至关重要。非专业急救人员或许会认为不进行呼吸复苏的风险可能高于 COVID-19 传播的风险。[96][97][98] 对溺水患者不宜进行水中口对口复苏。救援人员应首先从水中撤离，从而可以穿戴 PPE 和使用急救设备。救援人员在进行复苏前，应穿戴手套、口罩和眼部防护装置。推荐使用高效空气过滤器（high-efficiency particulate arrestance, HEPA）的双人袋瓣面罩通气。如果无法进行，二线选择为使用带 HEPA 过滤器的口-面罩通气，三线选择为被动氧合。如果救援人员无法遵循该指南，则应仅进行 CPR，并用布料遮盖患者口鼻。[100] 巴西指南建议开始进行连续胸部按压，对成人实施 CPR。开始胸部按压之前，应使用布料或口罩遮挡患者口唇，低流量（6-10 L/min）给氧；遮挡物应保持在位，直至建立侵入性气道。如果可能，应避免使用袋-阀面罩或袋-阀管通气；如有必要，应由两名急救人员进行通气（从而使双手得以对面罩边缘进行密封），并应使用口咽气道。面罩和氧气袋之间应放置一个 HEPA 过滤器。如果患者在心脏骤停时呈俯卧位，且未建立侵入性气道，则应将其重新摆为仰卧位。如果患者已进行气管插管，则应在俯卧位时即进行胸外按压。理想情况下，建立气道前，应采用胸外按压，并使用带 HEPA 过滤器的袋阀面罩装置进行儿童复苏。[101]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on Resuscitation: COVID-19 Practical Guidance for Resuscitation. Opens in new window
慢性肾病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慢性肾病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 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BNT162b2 mRNA 疫苗在接受血液透析的患者和健康对照者中诱导的中和抗体滴度相当。腺病毒相关载体疫苗 ADZ1222 在接受血液透析未进行血清学检测（seronaive）患者中可诱导次优中和抗体。[102] 美国一项回顾性观察性研究发现，在接受血液透析的患者中，接种 BNT162b2 或 mRNA-1273 疫苗与 COVID-19 诊断风险降低以及 COVID-19 确诊患者住院或死亡风险降低具有相关性。[103] 美国的另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显示，在接受维持性透析的患者中，不同疫苗诱导的血清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104]
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血液疾病患者进行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 2 疫苗接种试验的数据有限。此类患者对疫苗的反应可能削弱。一项对 CLL 患者进行 BNT162b2 mRNA COVID-19 疫苗接种的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相比，抗体应答有所降低，且受疾病活动度和治疗影响。[74][105] 单独使用 Bruton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或维奈克拉，或与抗 CD20 抗体联合使用的患者中，抗体应答率相对较低。还可考虑采取其他措施，例如让家庭密切接触者尽早接种疫苗。[75]
慢性髓性白血病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慢性髓性白血病接受 COVID-19 治疗的患者，应对其可能出现的药物相互作用加以考虑。血液疾病患者进行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 2 疫苗接种试验的数据有限。此类患者对疫苗的反应可能削弱。一项对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进行 BNT162b2 mRNA COVID-19 疫苗接种的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相比，抗体应答有所降低，且受疾病治疗的影响。[74] 可考虑采取其他措施，例如家庭密切接触者尽早进行疫苗接种。[75]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Global Initiative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Lung Disease, GOLD）建议对伴新发呼吸道症状或呼吸道症状加重、发热和/或任何其他 COVID-19 可能相关症状的 COPD 患者，进行严重急性呼吸疾病冠状病毒 2（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 coronavirus 2, SARS-CoV-2）检测，即使症状轻微。[106] 一项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50 岁及以上伴或不伴哮喘的 COPD 患者，与不伴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相比，更需给予辅助供氧和无创通气，但接受有创机械通气或危重症诊疗的可能性较小。该组死亡率超过 40％。[107] GOLD 建议患者应维持其常规治疗，目前尚无证据建议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应避免给予 COPD 患者皮质类固醇治疗（吸入或口服）。[106] COPD 加重应由患者按照其个人计划进行管理，不应更改预先规划的挽救性抗生素和皮质类固醇给药。不应为治疗患者 COVID-19 症状而起始挽救性抗生素和皮质类固醇，也不应为降低风险而起始预防性抗生素。[108] 加拿大指南建议，罹患 COVID-19 的 COPD 患者应继续给予常规吸入性维持治疗，且如有必要，应给予泼尼松龙治疗 COPD 急性加重，无论加重是否由 SARS-CoV-2 引发。[85] 为减少急性加重风险和 COVID-19 感染导致不良结局风险，强烈建议吸烟患者停止继续使用烟草。[108] GOLD 认为雾化会增加飞沫产生和疾病传播风险。[106] GOLD 的建议指出，应尽可能使用干粉吸入器、加压定量吸入器和缓释型气雾吸入器来替代经雾化器给予药物。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出，雾化器使用可能导致传染性气溶胶生成，但目前尚不清楚雾化器使用与感染之间的关联，是由于感染性颗粒生成，还是由于患者与施用雾化器的医护人员之间的密切接触。[87] GOLD 建议，在 COVID-19 患病率较高时期，肺活检仅限于需要紧急诊断 COPD 和/或在介入治疗或手术前评估肺功能的患者。[106] 英国胸科协会推出了呼吸康复在线资源，以供患者无法进行当面诊疗时使用，并推出了 COVID-19 生存患者资源包。[109] 新加坡一项研究报道称，大流行期间，因 COPD 急性加重而住院的人数呈显著且持续性下降（包括呼吸道病毒感染相关性急性加重），这与公共卫生措施（例社交疏离和口罩的普及使用）的施行情况吻合。[110]
肝硬化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肝硬化罹患慢性肝病的患者 COVID-19 感染死亡率更高，且死亡与肝病严重程度相关。[90][91] COVID-19 感染可能会导致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发生慢加急性肝衰竭。[111] 欧洲指南建议，罹患肝硬化和 COVID-19 者应入院进行治疗。此类患者具有新发或加重肝脏失代偿、重症 COVID-19 和死亡高风险。[91] 肝硬化和门静脉高压患者应避免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肝硬化患者应注意避免过量服用对乙酰氨基酚。[112] 肝硬化患者对 SARS-CoV-2 疫苗的反应可能被削弱；然而，专家建议对此类患者进行优先疫苗接种，因为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COVID-19 相关性死亡率较高。[113] 英国胃肠病学会、英国肝病研究协会、NHS 血液与移植司和英国肝脏基金会联合声明建议，慢性肝病患者应考虑采用任意可获取疫苗进行 SARS-CoV-2 免疫接种。[92] 一项对肝硬化患者进行的队列研究发现，使用 COVID-19 mRNA 疫苗，与 COVID-19 感染减少，以及收住入院减少，或 28 天后因 COVID-19 感染导致的死亡减少具有相关性。[114]
艰难梭菌相关性疾病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艰难梭菌相关性疾病由于存在通过粪便微生物菌群移植（fa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传播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疾病冠状病毒 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 coronavirus 2, SARS-CoV-2）的潜在风险，因此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对 2019 年 12 月 1 日后捐献的粪便提出以下新建议：[115] 对捐赠者进行筛查，以识别当前或最近可能感染 SARS-CoV-2 者。尽可能对供体和/或供体粪便进行 SARS-CoV-2 检测。告知患者通过 FMT 传播 SARS-CoV-2 的潜在风险后，应取得知情同意。如果不符合以上标准，则用于 FMT 的粪便应捐赠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之前。
社区获得性肺炎	对于社区疑似或确诊继发细菌性肺炎患者，应尽快起始抗生素给药。如果患者症状未如预期得到改善，出现或快或显著的加重，无论是否服用抗生素，均应建议患者立即就医。抗生素不应用于预防继发性细菌性肺炎。[65] 建议对收入院患者（或其他处于急症情境下的患者）进行包括呼吸道和血培养、严重急性呼吸疾病冠状病毒 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 coronavirus , SARS-CoV-2）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喉样本呼吸道病毒和非典型病原体 PCR、胸部影像学检查、全血细胞计数以及尿军团菌和肺炎链球菌抗原检测在内的检查，从而协助发现继发性细菌性肺炎，并为抗生素使用提供决策指导。[65] 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升高无法区分细菌性肺炎和 COVID-19 肺炎，但低水平 CRP 使继发性细菌性肺炎可能性降低。[65] 如果临床怀疑住院 COVID-19 患者继发性细菌感染，应起始给予经验性抗生素。[65] 抗生素治疗应在诊断后 4 小时内开始，若可疑脓毒症，则应在 1 小时内开始。[65] 抗生素选择将取决于当地耐药性数据和药物可及性。对于免疫功能低下、妊娠、接受危重症诊疗、有耐药菌感染史或肺部疾病反复感染加重史的患者，建议根据专科医生推荐使用抗生素。抗生素的使用应在 24-48 小时，或一旦检查结果得出后，进行回顾分析。应酌情使用窄谱抗生素。除非有继续治疗指征，否则抗生素治疗应在 5 天后停止。[65] 如果患者未出现预期好转，或症状明显、迅速恶化，则应对患者展开重新评估。如果有感染的临床证据或微生物检测证据，患者病情在 48-72 小时抗生素治疗后未得到改善，或者可疑多药耐药细菌感染，应寻求专科医生意见。[65] 临床医生应尽可能与患者、家属和照护者讨论所有治疗的获益、风险和可能出现的结局。患者对于治疗的倾向和对于治疗升级的态度应纳入考虑，临床医生应对于预先护理计划、拒绝治疗的预先决策或“勿尝试复苏”决策加以询问。[65] 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建议，如果临床怀疑细菌感染，不应给予轻症 COVID-19 患者抗生素，而仅对中度 COVID-19 患者给予抗生素。[57] 发热、咳嗽和呼吸急促可为真菌性肺炎症状，包括球孢子菌病、组织胞浆菌病和芽孢杆菌病。真菌性肺炎可能与 COVID-19 和细菌性肺炎难以区别。如果 SARS-CoV-2 检测呈阴性，则应考虑诊断，但可能发生真菌和 SARS-CoV-2 合并感染。[116]
先天性心脏病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患者罹患更严重 COVID-19 感染的风险可能增加，尤其是 CHD 解剖和生理学特征更为严重者。[117][118] 单纯性双心室缺陷、复杂性心室缺陷和心脏手术均与重症 COVID-19 相关。[119] 当前大流行中，根据风险分层，对 CHD 成人患者预防和管理 COVID-19 的策略等疾病管理附加考量因素提出了建议。[118][120] 例如，可建议低危患者（例如具有正常心室功能、正常运动能力、无相关心律失常、无肺动脉高压的患者）采取针对 COVID-19 的一般性预防措施。轻度 COVID-19 感染的低危患者可居家治疗，并接受远程随访，但若病情加重/进展或出现呼吸困难，应降低收住院治疗标准。建议高危 CHD 成人（例如发绀型疾病、单心室镶嵌治疗疾病、严重狭窄或反流、严重心室功能障碍或肺动脉高压）加强预防措施，例如保持身体距离。COVID-19 感染的高危患者通常需要入院治疗，并请 CHD 专科医师参与诊疗。建议 COVID-19 患病期间继续服用心脏病药物，包括阿司匹林、ACE 抑制剂、血管紧张素 Ⅱ 受体拮抗剂、β 受体阻滞剂、利尿药和抗心律失常药物，除非有明确禁忌证。[117] 在英国，12 岁或以上、具有特定基础疾病从而面临重症 COVID-19 风险者应进行疫苗接种；目前包括伴先天性心脏病者。[28]
克罗恩病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克罗恩病国际指南建议，若患者出现 COVID-19，应停止给予甲氨蝶呤、硫嘌呤或托法替布。根据炎症性肠病的活动水平和 COVID-19 感染的严重程度，提出了详细的停药和重新启动用药建议。[121][122] 手术决策应由多学科团队为每名患者进行个体化制定。[123] 英国胃肠病学会已发布立场声明，强烈支持 IBD 患者进行 SARS-CoV-2 免疫接种。[124] 同时亦建议所有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 IBD 患者，以及所有临床状况极度脆弱的 IBD 患者，均接种第三剂（或加强剂次）SARS-CoV-2 疫苗。第三剂 SARS-CoV-2 疫苗使 84% 对标准两剂接种方案反应较弱的免疫介导炎性疾病患者产生了血清学反应。[125] 在 IBD 患者中，一些免疫抑制治疗可能影响 COVID-19 疫苗的有效性，在确定疫苗接种时机时，应考虑这一点。[125][126] 用于预测 IBD 患者 COVID-19 不良结局概率的预后模型正在进行研发。[127]
库欣综合征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库欣综合征库欣综合征管理较为复杂，COVID-19 大流行期间的临床实践建议已由一个国际专家小组提出。[128] 他们建议活动性库欣综合征患者应进行免疫抑制，并应遵循公共卫生建议，最大程度降低感染风险。[128]活动性库欣综合征患者罹患 COVID-19 可能不出现发热，呼吸困难症状可能更重。[129] 库欣综合征处于高凝状态，对于 COVID-19 和库欣综合征住院患者，建议使用低分子肝素进行抗凝治疗。[129] 活动性库欣综合征患者具有病毒感染迁延和继发细菌和真菌感染的风险。对于住院患者，应考虑给予更长时间抗病毒治疗和给予经验性抗生素预防性治疗。[129] 罹患重度库欣综合征的患者，应接受耶氏肺孢子菌预防治疗； COVID-19 症状可能类似于耶氏肺孢子菌肺炎等感染，需进行鉴别，以确保给予适当的治疗。[128]
糖尿病（1 型）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糖尿病（1 型） COVID-19 病可促使糖尿病急症出现非典型表现（例如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和高渗性状态）。[130] 入院高血糖也可能是与 COVID-19 住院患者预后不良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131][132] 英国指南建议对所有入院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和酮体进行检测。[130] 在院外，患者应遵守其常规病期规则（sick day rules），注意继续胰岛素治疗，保持水分充足，并适当监测血糖和酮体水平。[133][134] 临床医师可能需开具额外的血糖和酮体检测，以加强监测管理。收入重症监护室的患者可能存在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需求增加。如果喂养中断（例如置于俯卧位护理的患者），则存在低血糖风险。[130] 可能需询问专科医生建议，特别是对于入院时呈重症或无法给予胰岛素输注泵的患者。[130]
糖尿病（2 型）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糖尿病（2 型）在英国，12 岁或以上、具有特定基础疾病从而面临重症 COVID-19 风险者应进行疫苗接种；目前包括伴 2 型糖尿病者。[28]
巨细胞动脉炎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巨细胞动脉炎一项对英国 500,000 人进行的队列研究发现，自身免疫性疾病和口服皮质类固醇史与致死性 COVID-19 风险升高具有相关性。[89] 专家建议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进行巨细胞动脉炎（GCA）治疗的患者，应将剂量滴定至达成症状控制的最低剂量。具有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风险，罹患 COVID-19 的患者，可能需给予额外剂量糖皮质激素，预防肾上腺危象。应尽早考虑辅助免疫抑制，因为 GCA 的显著复发，可能需要进行当面诊疗，和/或大量增加糖皮质激素剂量。[135] 建议临床医生促使风湿病患者参与共享决策过程，对严重急性呼吸疾病冠状病毒 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disease coronavirus 2, SARS-CoV-2）疫苗接种进行讨论。与一般人群相比，接受全身免疫调节治疗患者对疫苗接种的反应可能会削弱。美国风湿病学会建议，除已知对疫苗成分过敏之外，对于伴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炎症性风湿疾病的患者，SARS-CoV-2 疫苗接种并无更多禁忌证。理想情况下，应在风湿性疾病得到良好控制时进行接种疫苗。[136] EULAR 提出，强烈建议风湿性疾病和肌肉骨骼疾病患者接受其所在国获批的任意 SARS-CoV-2 疫苗接种。[137]
乙型肝炎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乙型肝炎慢性乙型肝炎（hepatitis B, HBV）感染已接受治疗者，应继续给予常规治疗。对于未罹患 COVID-19 的患者，则应根据当地或国家指南起始治疗。[91] 尚不清楚 α-干扰素对 COVID-19 患者全身性炎症影响。欧洲肝病研究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 EASL）指南建议，大流行期间开始进行 HBV 治疗时，应考虑使用其他药物。[91] 罹患慢性、隐匿性或 HBV 感染消退和 COVID-19 的患者，如果使用免疫抑制剂进行 COVID-19 治疗，应考虑给予抗病毒治疗，避免 HBV 再活化和肝炎急性发作。[91][138] EASL 指南建议，对于合并 COVID-19 的 HBV 患者，通常不需要立即启动抗病毒治疗，可推迟至病情恢复后进行。对于疑似急性重症 HBV 肝炎或处于疾病发作期的患者，应咨询专科医师，以决定是否启动抗病毒治疗。[91] 亚太指南建议，罹患 COVID-19 时，新诊断 HBV 感染患者，应起始抗病毒治疗。[138] 在英国，16 岁或以上、具有特定基础疾病从而面临重症 COVID-19 风险者应进行疫苗接种；目前包括伴慢性肝炎者。[28]
HIV 感染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HIV 感染应及时接种流感和肺炎疫苗。[139][140] 住院期间应不间断地继续进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通常不建议改变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方案。应遵照指示采取暴露前预防措施以预防 HIV 感染；尚无证据表明其对预防 COVID-19 有效。[141]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HIV 患者若无禁忌证，可接种辉瑞-BioNTech 和 Moderna 疫苗。尚不清楚疫苗对 HIV 感染者和无 HIV 感染者的保护水平是否一样强大。[142] CoronaVac 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与没有已知免疫抑制者相比，HIV 感染者的免疫原性降低。[143] 更多资源可参阅： WHO: Q&A - HIV, antiretrovirals and COVID-19 Opens in new window European AIDS Clinical Society: EACS and BHIVA statement on risk of COVID-19 for people living with HIV (PLWH) Opens in new window Guidance for COVID-19 and people with HIV Opens in new window HIVinfo: HIV and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 coinfections, and conditions Opens in new window
特发性肺纤维化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特发性肺纤维化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由于 COVID-19，住院风险和死亡风险均升高。[144] 加拿大胸科协会已经发布了本次大流行期间间质性肺疾病（包括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的管理指南。[145] 应与 COVID-19 患者专家组共同决定治疗的停止、调整，和重新开始。[145] 对于新诊断或疑似 COVID-19 的患者，应延后开始免疫疗法。[145] 临床医生应对不伴 COVID-19 的患者使用最低有效剂量的免疫治疗。[145] 如果患者血液参数在可接受范围内，且无其他理由停止使用（例如严重不良反应），则可以继续使用抗纤维化药物。[145] 抗纤维化疗法不会增加感染 COVID-19 风险，也不会增加罹患重症可能性。已接受抗纤维化治疗的患者应继续治疗。对于新诊断为特发性肺纤维化的患者，如果多学科团队确认诊断，满足通常的入排标准，并可以进行适当的血液监测，则可以起始抗纤维化治疗。[145] 需依靠临床判断，确定诊断性和治疗性支气管镜检查的紧迫性。感染 SARS-CoV-2 的患者应延后进行择期支气管镜或肺活检。[145] 对于持续存在呼吸道症状且 COVID-19 已康复的患者，应评估其有无 COVID 后肺纤维化和/或已有间质性肺病的加重。[145] 更多资源可参阅： British Thoracic Society. COVID-19: information for the respiratory community Opens in new window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美国血液病学会发布了大流行期间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immune thrombocytopenic purpur, ITP]）管理建议。应尽量减少就诊，并根据症状管理，而非频繁的血小板计数，对治疗进行指导。病毒感染可触发病情稳定患者出现急性 ITP，或出现病情恶化，因此建议对此类患者进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2, SARS-CoV-2）检测。[146] 治疗应因人而异，具体取决于：提升血小板计数的迫切性、出血量、合并症、SARS-CoV-2 暴露最小化，以及通常的临床实践。无合并症，血小板计数超过 20,000/μL 时，多数罹患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患者不会出现严重出血。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或口服促血小板生成素（例如艾曲泊帕或阿伐曲泊帕）为一线药物，因其无免疫抑制效应。给予低剂量免疫抑制药物病情稳定的患者，建议无需改变治疗方法。对于服用更高剂量免疫抑制药物，或皮质类固醇患者，可考虑改变治疗方法；但是，这必须与加强监测的需求和复发风险取得平衡。若有指征，IVIG 或口服促血小板生成素可降低剂量，或停用免疫抑制药物或皮质类固醇。应尽可能避免使用利妥昔单抗。[146] 若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罹患 COVID-19，则应给予 IVIG，以使血小板计数保持于 10,000-20,000/μL 以上；应保留血小板输注治疗选择，以应对出血，或对于出血风险较高的操作做出准备。如果患者已给予促血小板生成药物，则可增加剂量或起始第二种药物治疗。应酌情进行 COVID-19 疾病治疗。即使强烈怀疑 COVID-19 为其原因，但若患者进行了脾切除术，则应给予静脉抗生素治疗，直到细菌培养记录为阴性。[146] 指南提出，一般而言，疫苗接种偶可导致稳定型 ITP 患者血小板计数下降；但是，目前知识表明，接受 SARS-CoV-2 疫苗接种预期获益可能超过其风险。[146] 可考虑检测基线和疫苗接种后血小板计数，特别是进行性血小板减少症或血小板计数不稳定者。
流感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流感流感感染和 COVID-19 感染征象和症状相似，在临床上可能难以区分；唯有进行检测，方能鉴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COVID-19 治疗指南建议在两种病毒共同传播时，对所有住院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进行 SARS-CoV-2 和流感病毒检测。[147] 该指南建议，无论是否存在 SARS-CoV-2 混合感染，对于所有患者的流感治疗均应相同，并且住院患者应尽快起始经验性流感治疗，而无需等待流感检测结果（当非气管插管患者上呼吸道样本，或气管插管患者上下呼吸道核酸检测排除流感，可停止抗流感病毒治疗）。[147]
肝功能不全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肝功能不全 COVID-19 患者可能出现肝功能检查异常，包括转氨酶升高和胆红素轻度升高。入院时低血清白蛋白是 COVID-19 重症标志。美国肝病研究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udy of Liver Diseases, AASLD）、美国胃肠病学协会（American Gastroenterological Association, AGA）和 COVID-19 大流行期亚太肝异常工作组均建议，对所有住院的 COVID-19 患者，尤其是 remesivir 或托珠单抗治疗患者，无论其基线值如何，均应定期监测肝脏生化指标。[90][138][148] 亚太工作组建议，尽管尚未确定肝脏检查的最佳间隔时间，但对于可能使用肝毒性药物患者和既存肝病患者，可每周进行两次肝脏检查；而对于肝功能异常的患者，可进行更频繁的肝脏检查。[138] AASLD 还建议，虽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或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水平超出正常上限（upper limit of normal, ULN）5 倍可排除给予某些研究性药物的考虑，但肝生化检查异常不应成为 COVID-19 研究性或超说明书用药治疗的禁忌证。[90] 亚太工作组建议，肝功能异常患者对于超说明书 COVID-19 治疗应保持谨慎，并加以密切监测。对于中重度肝损伤（即 ALT >5 倍 ULN，或碱性磷酸酶 >2 倍 ULN，总胆红素 >2 倍 ULN，或存在凝血异常、临床失代偿者），应停止治疗。[138] COVID-19 和肝生化检查异常患者应考虑其他肝功能检查异常原因，包括病毒性肝炎。[138][148] 对于合并 COVID-19 的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或肝移植受者，应对疑似疾病发作或急性细胞排斥反应通过活检加以确认。[90] 亚太工作组建议，对于接受全身皮质类固醇治疗或其他强效免疫抑制剂达 7 天或更长时间，作为 COVID-19 治疗的患者，进行乙肝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筛查。托珠单抗已被发现与 HBV 再活化具有相关性。欧洲指南建议，起始托珠单抗治疗前，应进行 HBV 血清学筛查。[91] 英国胃肠病学会、英国肝病研究协会、NHS 血液与移植司和英国肝脏基金会联合声明建议，慢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炎和肝移植后患者应考虑采用任意可获取疫苗进行 SARS-CoV-2 免疫接种。[92]
毛霉菌病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毛霉菌病毛霉菌病在 2019 冠状病毒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患者中的报道愈发增多，尤其是罹患糖尿病且同时接受皮质类固醇治疗的患者。[149][150][151][152][153][154] 临床医生对于建立疑似诊断应保持较低阈值。警示信号和症状包括：鼻塞；黑色/血性鼻分泌物；鼻窦或面部疼痛；牙痛或牙齿松动；视力障碍；咯血；以及皮肤、上颚或鼻甲坏死焦痂。COVID-19 背景下的管理策略包括但不限于：控制高血糖、糖尿病或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以迅速停药为目的，减少皮质类固醇剂量；停用免疫调节药物；行扩大性外科清创术，去除所有坏死组织；给予抗真菌治疗（例如两性霉素-B）4 至 6 周；以及给予适当的支持性治疗和进行监测。[155][154] 预防措施包括：控制高血糖、监测 COVID-19 患者出院后血糖水平（无论其是否罹患糖尿病），并明智的使用皮质类固醇、抗生素和抗真菌药物。[155]
多发性骨髓瘤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多发性骨髓瘤血液疾病患者进行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 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疫苗接种试验的数据有限。然而，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现有数据表明，疫苗接种后的反应有所削弱。[156]欧洲骨髓瘤网络发布了 SARS-CoV-2 疫苗接种共识，建议所有意义未明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冒烟型多发性骨髓瘤、多发性骨髓瘤和具有临床意义的单克隆丙种球蛋白病患者进行 COVID 疫苗接种。[157] 对于患者最好何时接种疫苗、对疫苗接种反应不佳应考虑的风险因素，以及在免疫受损情况下可以考虑施行的办法，均已提出建议。[157]
多发性硬化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多发性硬化英国神经科医生协会（Association of British Neurologists, ABN）已为大流行期间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 MS）患者疾病修饰治疗的采用提供了指南。[158] ABN 提出，疾病修饰治疗对于 COVID-19 风险效应仍然不明确。如果治疗获益大于风险，则应给予患者疾病修饰治疗。当地 COVID-19 感染率、患者总体健康状况及其病毒暴露，都会影响这一风险/获益决策。患者应知晓，其疾病修饰治疗可能影响疫苗的效力，或影响 COVID-19 严重性。该指南提供了特定疾病修饰治疗预测风险水平的信息。[158] 美国国家 MS 学会亦建议，采用疾病修饰治疗的决策应个体化，并应考虑疾病因素、治疗风险与获益，以及 COVID-19 相关风险。[159] 美国国家 MS 学会建议，目前采用疾病修饰治疗者，应予继续，若出现 COVID-19 症状或检测呈阳性，则应与熟悉其照护者一同对治疗方法加以回顾分析。对 MS 患者观察性研究发现，严重形式 COVID-19 的危险因素为高龄、残障水平升高（扩展残障状况严重程度量表[Expanded Disability Severity Scale, EDSS]评分 ≥6、行走需要帮助或无法行走）、族裔为黑种人、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以及既往 2 个月内接受皮质类固醇激素治疗。[160][161] 一项研究发现，疾病修饰治疗的采用与 COVID-19 严重程度之间不具相关性。[160] 另一项研究发现，与未接受任何疾病修饰治疗患者相比，接受利妥昔单抗的患者住院风险升高，但重症监护病房收治、需要进行机械通气或死亡风险并未显著升高。[161] 部分疾病修正治疗可能影响 COVID-19 疫苗效力，这应该在治疗疗程和疫苗接种时机安排中加以考虑。[162][163][164][165][166] 据报道，接受奥瑞珠单抗治疗并接受两剂或三剂 SARS-CoV-2 疫苗的 MS 患者，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产生了有效的细胞毒性 T 细胞反应。[167]
非霍奇金淋巴瘤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非霍奇金淋巴瘤美国健康保险索赔数据分析提示，淋巴瘤是致死性 COVID-19 重要危险因素。[71] 惰性和侵袭性非霍奇金淋巴瘤与 COVID-19 患者更劣的存活情况具有相关性。[168][76] 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专家均提出了大流行期间成人患者管理临时治疗指南。[169][170] 对于大多数患有侵袭性非霍奇金淋巴瘤亚型的患者，治疗具有治愈目的，这仍然是临床工作的重点。已给予 Burkitt 淋巴瘤、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DLBCL）、原发性纵隔 B 细胞淋巴瘤、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淋巴瘤、外周 T 细胞淋巴瘤和复发/难治性侵袭性淋巴瘤患者诊疗建议。罹患低度非霍奇金淋巴瘤，且无需立即治疗的患者，可考虑观察等待；治疗应基于患者和医生之间的风险-获益讨论予以启动。美国血液病学会已发布侵袭性淋巴瘤管理建议。R-CHOP（利妥昔单抗加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和泼尼松龙）仍然是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标准治疗。对于年龄较大的患者，建议采用生长因子支持的 R-mini-CHOP（减量方案）治疗。对于首次静脉用药剂量可耐受的患者，可考虑利妥昔单抗皮下给药。对于二次打击和原发性纵隔 B 细胞淋巴瘤、中枢神经系统受累风险较高患者，以及复发或难治性疾病患者，亦提出了建议。[171] 若需进行放疗，国际淋巴瘤肿瘤放射治疗组已发布血液学恶性肿瘤放疗紧急指南。可给予替代剂量分割。[172] 血液疾病患者进行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 2 疫苗接种试验的数据有限。此类患者对疫苗的反应可能削弱。一项对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进行 BNT162b2 mRNA COVID-19 疫苗接种的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相比，抗体应答有所降低，且受疾病治疗的影响。[74] 可考虑采取其他措施，例如家庭密切接触者尽早进行疫苗接种。[75]
成人肥胖症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成人肥胖症肥胖（体重指数 [body mass index, BMI] ≥30kg/m²）与 COVID-19 检测呈阳性、住院、需收治重症监护病房的重症 COVID-19、机械通气和死亡风险增加具有相关性。[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 该关联在 <65 岁以下患者群中最为强烈。[174][179]一项荟萃分析发现，肥胖与 COVID-19 死亡绝对风险升高 12% 具有相关性。[183] 罹患 COVID-19 的肥胖患者亦有较高的静脉血栓栓塞和血液透析风险。[177] 超重（BMI >25kg/m² 和 <30kg/m²）可能增加 COVID-19 重症风险，并与机械通气风险增加具有相关性。[173][175][179][181] 一项美国研究发现，BMI 与住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和死亡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J 形）关系。[179] 英国的一项研究亦发现，BMI 与 COVID-19 所致住院和死亡之间存在非线性关联，且 BMI 与 COVID-19 所致重症监护病房收治之间存在线性关联。[181] 英国研究中，由于 BMI 增加导致的相对风险在 40 岁以下者和黑种人族裔中尤为显著。目前尚无减重对 COVID-19 影响的高质量研究，但体重过高作为重症 COVID-19 并发症危险因素，所发挥的效应值得进一步考量。[176] 对于肥胖患者，减重已被证明可带来长期总体健康获益。 COVID-19 恢复的肥胖患者 COVID-19 后急性后遗症风险可能升高。一项研究发现，与 BMI 正常患者相比，无需收入 ICU 并在 COVID-19 急性期后存活的肥胖患者，随后 8 个月内入院治疗以及需要进行诊断性检测的风险升高。[184] COVID-19 疫苗接种对超重或肥胖者有效。超重和肥胖人群进行第二剂次疫苗接种后 14 天或更长时间，疫苗可使 COVID-19 相关性住院风险降低 68%，其可使健康体重者风险降低 66%。[185]
骨质疏松症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骨质疏松症一个国际性专家小组发布的指南提议在当前大流行期间改变骨质疏松症管理办法。[186] 大流行期间唑来膦酸用药可延迟 6 至 9 个月。使用地舒单抗按月给药 6 周期的患者应继续治疗，不应进行任何延迟，可酌情考虑自行用药。血清维生素 D 和钙水平的治疗前检查可予免除，并且对所有患者均可考虑给予胆骨化醇（维生素 D3）经验性治疗。使用特立帕肽、abaloparatide 或 romosozumab 等药物的患者应继续治疗；但是，中断数周时间不太可能影响降低骨折风险的长期获益效果。由于治疗的潜在不良反应和 COVID-19 症状可能引发混淆风险，因此不应对任何新患者起始唑来膦酸、特立帕肽、abaloparatide 或 romosozumab 治疗。若无禁忌，应考虑替代治疗，例如继续口服双膦酸盐治疗。美国骨骼和矿物质研究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Bone and Mineral Research, ASBMR）还针对大流行期间骨质疏松症的管理发布了建议。[187] 美国风湿病学会建议地舒单抗的用药间隔可视需要延长，以将医疗会面次数减少到最小，但最大间隔不应超过 8 个月。[188] 应就继续通过补剂或饮食摄入钙和维生素 D，以及生活方式举止（例如规律的运动和健康的饮食）的重要性对患者进行教育。
缓和医疗（亦称为安宁疗护）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缓和医疗（亦称为安宁疗护） COVID-19 患者可迅速恶化；治疗升级计划应尽快制定。[65] 对于咳嗽应尽可能首先采用非药物治疗方法进行处理。不应鼓励患者仰卧，因为这将使咳嗽无效。可采用简单的处理措施，例如蜂蜜。[189] 对于中重度呼吸困难、十分痛苦并处于临终状态的 COVID-19 患者，可考虑阿片类药物和苯二氮卓类药物联合用药。可考虑同时使用止吐药物和常规刺激性轻泻药。[65] 考虑是否可经舌下、直肠或皮下途径给药；当医护人员较少时，这对于家属或照护者而言更容易操作。[65] 植入式心脏除颤仪（Implantable cardiac defibrillator, ICD）不能远程停用。如果已接受 ICD 植入的患者正给予临终关怀，则负责治疗的临床团队应尽可能将磁体固定于 ICD 上方皮肤，而勿使用编程器。[190] 更多资源可参阅： The World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Alliance: COVID-19 resources Opens in new window
银屑病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银屑病调整混杂因素和中和因素后，伴炎性皮肤疾病患者的 COVID-19 相关性死亡风险高于普通人群（HR 为 1.07，96% CI 为 1.02 至 1.11）。他们住院和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风险亦更高。南亚裔和混合族裔炎性皮肤疾病患者与白种人炎性皮肤疾病患者相比，具有更高的 COVID-19 相关性死亡风险。[191] 应用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 IL）-12/IL-23 抑制剂或 IL-17 抑制剂者与采用标准全身治疗者（例如甲氨蝶呤）相比，COVID-19 相关性重症监护病房收治或死亡风险未见升高。[191] 美国国家银屑病基金会已发布 COVID-19 大流行期间银屑病管理指南。[192] 大流行期间，患者和临床医生应就全身治疗做出共享决策。多数情况下，建议未感染 SARS-CoV-2 患者应继续进行生物学或口服药物治疗。[192] 应尽量避免长期使用全身皮质类固醇。如若使用，应逐渐减量至最低治疗剂量。[192] 应与新诊断银屑病患者就起始全身治疗进行讨论，因未治疗银屑病可能导致永久性关节损伤和残疾。新诊断患者、疾病不稳定或急性发作患者、需全面进行皮肤和/或关节检查的患者，以及有皮肤癌风险的患者，应在大流行情况允许的条件下，接受当面诊疗。[192] 国际银屑病协会推荐，停止或推迟将免疫抑制药物用于诊断为 COVID-19 的患者。[193] 伴银屑病的 SARS-CoV-2 感染患者应接受循证治疗和支持性治疗。由于存在停药后银屑病急性发作的担忧，因此全身皮质类固醇治疗不应停止。住院患者可能需进行皮肤病学和/或风湿病学会诊。COVID-19 恢复后，银屑病和银屑病关节炎重新起始治疗的决策，应基于具体病例做出。[192] 美国国家银屑病基金会建议，多数情况下，若符合接种标准，并且疫苗可以获取，则患者应尽量接受第一剂 mRNA 疫苗接种。银屑病或银屑病性关节炎的全身用药并非目前可使用的任何一种 SARS-CoV-2 疫苗禁忌证。[192] 接受 SARS-CoV-2 疫苗强化剂次接种后，甲氨蝶呤给药中断 2 周已被证明可以提升抗体反应。[194]
肺栓塞	美国血液病学会的建议指出，D-二聚体水平正常可用于有效排除 COVID-19 患者的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 PE）。如果在低验前概率的背景下 D-二聚体水平正常，则无需进行放射影像学检查。D-二聚体在 COVID-19 患者中升高，尤其是在有中毒或危重疾病的患者中，无论是否存在静脉血栓栓塞（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都是如此。D-二聚体不能用于诊断 COVID-19 患者中的 VTE/PE。如果证实或排除 VTE/PE 客观影像学检查不可行，临床医生应查找 VTE/PE 的其他证据。增加 PE 发生可能性的临床特征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症状或体征、原因不明的低血压或心动过速、原因不明的呼吸状况恶化，以及具有血栓形成危险因素（例如，血栓形成、癌症、激素治疗既往史）。[195] 对于经历偶发血栓栓塞事件或高度疑诊血栓栓塞疾病的 COVID-19 患者，应进行治疗性抗凝治疗。[147] 所有住院的 COVID-19 患者均应接受药物性血栓预防，除非出血的风险大于血栓形成的风险。[195] 参阅当地指南，获取更多信息。
类风湿关节炎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类风湿关节炎建议患者进行流感、百日咳和百日咳疫苗接种。[196] 建议临床医生促使风湿病患者参与共享决策过程，对 SARS-CoV-2 疫苗接种进行讨论。[136][197] 与一般人群相比，接受全身免疫调节治疗患者对疫苗接种的反应可能会减弱。[125][136][197] 研究表明，在接种 SARS-CoV-2 疫苗加强剂后，暂停使用甲氨蝶呤 2 周可增强抗体反应。[194] 第三剂 SARS-CoV-2 疫苗使 84% 对标准两剂接种方案反应较弱的免疫介导炎性疾病患者产生了血清学反应。[125] 美国风湿病学会建议，除已知对疫苗成分过敏之外，对于伴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炎症性风湿疾病的患者，SARS-CoV-2 疫苗接种并无更多禁忌证。理想情况下，应在风湿性疾病得到良好控制时进行接种疫苗。[136] EULAR 提出，强烈建议风湿性疾病和肌肉骨骼疾病患者接受其所在国获批的任意 SARS-CoV-2 疫苗接种。[137]
镰状细胞病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镰状细胞病若镰状细胞病患者感染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则其罹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更高。美国镰状细胞病和 COVID-19 患者登记记录显示，镰状细胞病成人住院率为 69％，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率为 11％，死亡率为 7％。[198] 英国进行的一项队列研究报道称，与普通人群相比，镰状细胞病患者因 COVID-19 住院的风险增加了 4 倍，COVID-19 导致的死亡风险增加了 2.5 倍。[199] 镰状细胞特性与 COVID-19 死亡风险升高，以及 COVID-19 诊断后 60 天内急性肾衰竭发生率增加具有相关性。[200] 美国镰状细胞病协会已发布降低 COVID-19 大流行期间镰状细胞病发病率的建议。应当建议患者谨慎的坚持服用其常规药物，在家中使用体温计，并在发热时应立即寻求医疗建议。临床医生应确保患者有足够药物来治疗急性和慢性疼痛，并考虑开始或优化已知可减少镰状细胞急性疼痛频率的治疗，以减少医院就诊需求。[201] 对于镰状细胞病急性疼痛发作而无发热或感染征象的患者，应鼓励其在家中采用口服药物治疗疼痛。应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并以较低的门槛安排当面评估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检测。[201] 发热、咳嗽，或呼吸短促患者需立即接受 COVID-19 评估。诊疗应包括评估血液培养的其他感染源（以及根据指征选择其他样本），检测典型的病毒感染，给予广谱抗生素以覆盖有荚膜生物，并评估急性胸部综合征。如果患者 SARS-CoV-2 检测呈阴性，则可给予口服抗生素进行居家治疗，并进行密切监测。应尽可能向患者提供诱发性肺量计，以便在家中使用。[201] 应密切监测已确诊 COVID-19 的患者是否存在快速进行性急性胸部综合征的征象（血小板减少症、急性肾损伤、肝功能障碍、精神状态改变，和多器官功能衰竭）。急性胸部综合征症状可能与 COVID-19 症状明显重叠。应当对急性胸部综合征进行标准诊疗，包括辅助供氧、经验性抗生素治疗、奥司他韦（直至排除流行性感冒）、诱发性肺量计训练，和良好的疼痛控制。贫血加重、有缺氧证据，和存在胸部 X 线检查病变的患者，应接受红细胞输注。临床医生应考虑急症患者中未诊断的肺动脉高压可能性，并警惕脂肪栓塞综合征的征象。脂肪栓塞综合征的征象包括贫血和精神状况恶化、溶血、血小板减少症、低白蛋白血症、呼吸窘迫，和瘀点性皮疹；它可能进展很快，并具有高死亡率。COVID-19 感染且已出院的患者仍然存在继发性细菌感染和急性胸部综合征高风险；应对其进行每日监测。[201] 如果血制品供应有限，则长期输血的最高优先指征是：卒中预防、进行性或危重性神经血管疾病、对羟基脲无反应的复发性急性胸部综合征，以及心血管或呼吸道合并症。临床医生应评估患者是否可改用羟基脲，或是否可以暂时改变输血策略。[201]
类圆线虫感染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类圆线虫感染专家们已提出建议，减少类圆线虫感染中高风险人群类圆线虫高度感染或传播风险。免疫抑制药物暴露后，有出现高度感染风险。慢性圆线虫病通常无症状；建立疑似诊断应根据危险因素，包括流行地区居住史、农村居住史以及分娩时出现土壤暴露。对于未确诊 COVID-19 伴类圆线虫感染中高风险患者、聚合酶链反应检测阳性的无症状患者，和非地塞米松候选患者的 COVID-19 轻症病患，建议执行筛查-治疗策略。血清学检测为首选。医院环境中，具有类圆线虫感染中高风险、SARS-CoV-2 检测阳性，正起始地塞米松或可能成为地塞米松候选患者的病患，应给予伊维菌素推定治疗。接受地塞米松或其他免疫抑制剂治疗后，出现无法解释的革兰阴性杆菌感染的类圆线虫感染中高风险患者，应接受类圆线虫感染诊断性检测。等待结果同时应给予伊维菌素。[202]
梅毒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梅毒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发布警告称，对于部分接受 COVID-19 疫苗接种者，使用 Bio-Rad Laboratories BioPlex 2200 梅毒 Total&RPR（快速血浆反应素）试剂盒时，可能出现假阳性结果。根据试剂盒制造商 Bio-Rad Laboratories 提供的信息，部分人群接种 COVID-19 疫苗后至少 5 个月内，可观察到 RPR 呈假阴性或假阳性反应。[203] 梅毒密螺旋体检测（例如苍白密螺旋体颗粒凝集试验 [Treponema pallidum particle agglutination, TP-PA] 和梅毒密螺旋体免疫检测）似乎不受此问题影响，使用 Bio-Rad BioPlex 2200 梅毒 Total&RPR 检测试剂盒获得反应性 RPR 结果的患者，应意识到他们可能需要通过重新进行另一项检测对结果予以确认。
系统性红斑狼疮 (SLE)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系统性红斑狼疮 (SLE) 对于新诊断 SLE 患者，应以全剂量启动羟氯喹治疗。在妊娠期应继续以相同剂量使用羟氯喹。[188] 若有指征，可起始贝利尤单抗、ACE 抑制剂、血管紧张素 Ⅱ 受体拮抗剂和糖皮质激素治疗。狼疮性肾炎患者可起始高剂量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糖皮质激素不应突然停药，应以尽可能低的剂量给药，以控制疾病。[188] 非甾体类抗炎药（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 NSAID）可在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暴露后继续使用，但如果患者出现重症 COVID-19，则应停用。[188] 如果患者发生 COVID-19，则应暂时停用羟氯喹。[188] COVID-19 痊愈后，美国指南建议，对于轻症或不伴肺炎，在门诊接受治疗，或进行自我检疫的患者，风湿病治疗可在症状缓解后 7-14 天重新启动，对于 COVID-19 病情较重患者，重新起始风湿病治疗的决策，应根据个体情况做出。如果患者 SARS-CoV-2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呈阳性，但仍无症状，则可在获得阳性结果后 10-17 天，重新开始进行风湿性疾病治疗。[188] 建议临床医生促使风湿病患者参与共享决策过程，对 SARS-CoV-2 疫苗接种进行讨论。与一般人群相比，接受全身免疫调节治疗患者对疫苗接种的反应可能会削弱。美国风湿病学会建议，除已知对疫苗成分过敏之外，对于伴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炎症性风湿疾病的患者，SARS-CoV-2 疫苗接种并无更多禁忌证。理想情况下，应在风湿性疾病得到良好控制时进行接种疫苗。[136] EULAR 提出，强烈建议风湿性疾病和肌肉骨骼疾病患者接受其所在国获批的任意 SARS-CoV-2 疫苗接种。[137]
系统性血管炎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系统性血管炎英国进行的一项队列研究报道称，系统性血管炎患者 COVID-19 最常见症状为呼吸困难、发热和咳嗽。最常见并发症是呼吸衰竭（54%）、急性肾损伤（18%）和继发感染（15%）。超过 90% 患者入院治疗，28% 遭遇死亡。合并呼吸系统疾病和糖皮质激素暴露，与严重结局具有相关性；脉管炎亚型与脉管炎疾病活动度不具相关性。[204] 患者应遵循一般性感染预防措施，例如手卫生和保持社交距离。一些减少当面就诊（以及减少潜在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 2 暴露）的措施可能恰如其分；临床医生和患者应该共同做出决定。糖皮质激素应以控制疾病的最低剂量进行使用，不应突然停药，无论感染或暴露状态如何。[205] 对于伴全身炎性疾病或重要器官威胁性疾病患者，若有指征，可起始给予高剂量糖皮质激素或其他免疫抑制剂。[205] 建议临床医生促使风湿病患者参与共享决策过程，对 SARS-CoV-2 疫苗接种进行讨论。与一般人群相比，接受全身免疫调节治疗患者对疫苗接种的反应可能会削弱。美国风湿病学会建议，除已知对疫苗成分过敏之外，对于伴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炎症性风湿疾病的患者，SARS-CoV-2 疫苗接种并无更多禁忌证。理想情况下，应在风湿性疾病得到良好控制时进行接种疫苗。[136] EULAR 提出，强烈建议风湿性疾病和肌肉骨骼疾病患者接受其所在国获批的任意 SARS-CoV-2 疫苗接种。[137]
地中海贫血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地中海贫血美国血液病学会发布了大流行期间地中海贫血的治疗建议。[206] 他们建议输血和 luspatercept 给药应按照常规进行。对于一般状况良好患者，铁螯合剂应继续给药。若患者罹患 COVID-19，通常建议中断铁螯合剂；应与患者的血液科专科医生讨论病例。应当对发热、脾切除后患者进行细菌感染检查，并针对继发性细菌感染接受经验性抗生素治疗。[206] 地中海贫血国际联合会（Thalassaemia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TIF）发表了一份立场声明，对大流行期间管理策略提出建议，其中包括患者风险水平、血红蛋白病诊疗改良、安全输血、血液供应面临的挑战，以及生活方式和营养等方面的考量。[207]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血浆置换仍然是免疫介导性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TP）的推荐初步治疗方法。皮质类固醇和利妥昔单抗仍应用于急性 iTTP 治疗。ADAMTS13 活性严重不足的患者仍可给予利妥昔单抗预防复发；应对 COVID-19 并发症可能增加的风险与延迟或预防 iTTP 复发的获益进行权衡。如果血浆置换途径受到限制，理想情况下，应将患者转送至可进行血浆置换的机构；否则，可考虑单纯给予 caplacizumab 和免疫抑制治疗。[208] 如果患者罹患 COVID-19，则应采用与其他患者相同的方式进行血浆置换；应当谨慎考虑皮质类固醇和利妥昔单抗的风险和获益。caplacizumab 可与血浆置换作为一种临时措施联合给予，防止恶化和复发，直至 COVID-19 治愈；治愈后，可使用皮质类固醇和/或利妥昔单抗，增加 ADAMTS13 活性。[208] 血液疾病患者进行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 2 疫苗接种试验的数据缺乏。此类患者对疫苗的反应可能削弱。可考虑采取其他措施，例如家庭密切接触者尽早进行疫苗接种。[75]
结核病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结核病结核病（tuberculosis, TB）和 COVID-19 混合感染在全球范围内较为常见，与单纯性 COVID-19 感染相比，其死亡率更高。TB 和 COVID-19 混合感染平均院内死亡率在高收入国家为 6.5%，而在低/中收入国家为 22.5%。[209] 结核病症状可能与 COVID-19 症状相似，可以考虑对罹患 COVID-19 的特定患者进行结核病检测。[210]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不应因为进行结核病（tuberculosis, TB）感染检测，而延迟进行 mRNA COVID-19 疫苗接种。可在 COVID-19 疫苗接种之前或同时，进行免疫检测（结核菌素皮肤检测或干扰素释放检测）。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则应在完成 COVID-19 疫苗接种后，将免疫检测延迟至少 4 周，但通常不应取消。罹患活动性 TB 或被评估为活动性 TB 的患者，可接受 COVID-19 疫苗接种。病情严重或处于急症时，所有疫苗接种均需保持谨慎。无论免疫检测结果如何，有症状或具有与活动性 TB 相符的其他诊断性发现患者，均应接受进一步评估。[211] 英国国民健康服务系统建议，可使用干扰素释放测定血液检查代替结核菌素皮肤试验，进行接触者追踪，从而减少大流行期间的人际接触。潜伏性结核检测和新生儿卡介苗接种应予继续进行。[212]
溃疡性结肠炎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溃疡性结肠炎与普通人群相比，调整混杂因素和中和因素后，伴炎症性肠病患者的 COVID-19 相关性重症监护病房收治或死亡风险均升高（HR 为 1.08，95% CI 为 1.01 至 1.16）。南亚裔、黑种人和混合族裔炎症性肠病患者与白种人炎症性肠病患者相比，具有更高的 COVID-19 相关性死亡风险。[191] 与接受标准全身治疗的患者相比，使用 JAK 抑制剂的患者 COVID-19 相关性住院风险升高。[191] 应当以最低的安全频率对患者进行血液检测，以监测治疗反应。[213] 国际指南建议，若患者出现 COVID-19，则停止给予甲氨蝶呤、硫嘌呤，或托法替布。根据 IBD 的活动水平和 COVID-19 感染的严重程度，提出了详细d的停药和重新开始用药建议。[121][122] 手术决策应由一个多学科团队对每名患者进行个性化处理。[123] 英国胃肠病学会已发布立场声明，强烈支持 UC 患者进行 SARS-CoV-2 免疫接种。[124] 同时亦建议所有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 IBD 患者，以及所有临床状况极度脆弱的 IBD 患者，均接种第三剂（或加强剂次）SARS-CoV-2 疫苗。第三剂 SARS-CoV-2 疫苗使 84% 对标准两剂接种方案反应较弱的免疫介导炎性疾病患者产生了血清学反应。[125] 在 IBD 患者中，一些免疫抑制治疗可能影响 COVID-19 疫苗的有效性，在确定疫苗接种时机时，应考虑这一点。[125][126] 用于预测 IBD 患者 COVID-19 不良结局概率的预后模型正在进行研发。[127]
葡萄膜炎	访问我们的完整专题葡萄膜炎国际葡萄膜炎研究组发布了关于 COVID-19 大流行期间葡萄膜炎患者管理的共识建议。无 COVID-19 症状的患者应继续常规的免疫抑制治疗。出现 COVID-19 症状或体征的患者应尽快接受检查以确认诊断。应停止除托珠单抗和干扰素之外的免疫抑制治疗。应与药物治疗团队讨论逐渐减少全身皮质类固醇治疗。无症状且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检测阳性的患者应继续免疫抑制疗法。如果患者白细胞计数降至低于 4000 cells/μl，应减少剂量。[214] 对于需要开始免疫抑制治疗的患者，除了常规筛查传染病外，还应针对 SARS-CoV-2 进行检测。应考虑使用局部皮质类固醇作为过渡性治疗以延后开始全身性免疫抑制的时间。白塞病患者可能需要接受一线全身性治疗；如果有这种需求，可考虑患者自行注射以减少医院门诊的回访次数。[215]
病毒性胃肠炎	COVID-19 可能表现与病毒性胃肠炎类似的胃肠道（gastrointestinal, GI）症状。COVID-19 患者胃肠道症状估计总体流行率小于 10% 至 15%。[148][216] 恶心或呕吐、厌食和腹泻为最常见表现。[216] 重症 COVID-19 患者胃肠道症状发生率高于轻症患者。大多数具有胃肠道症状和 COVID-19 的患者同时伴呼吸道症状或发热；3％患者仅诉胃肠道症状。[217] 在出现发热和呼吸困难前 1-2 日，患者可能出现恶心或腹泻。[218] 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病毒脱落的中位时间在粪便样本中为 22 天，而在呼吸道样本和血清样本中分别为 18 天和 16 天。相对于重症（21 天），轻症患者的病毒脱落中位时间较短（14 天）。[219] 美国胃肠病协会（merican Gastroenterological Association, AGA）指南建议，询问新发腹泻的门诊患者高风险接触暴露，是否有 COVID-19 相关症状史以及是否有其他胃肠道症状（恶心、呕吐、腹痛）。[148] 应监测新发胃肠道症状的患者是否有 COVID-19 症状，因为胃肠道症状可能会先于其他 COVID 相关症状数日出现。当前，尚无足够的证据支持将粪便检测作为常规临床实践的一部分用于 COVID-19 的诊断或监测。[148] 对于已知或疑似 COVID-19 的住院患者，AGA 建议获取完整的胃肠道症状病史，包括发病、特征、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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