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史和体格检查

关键诊断因素

关键因素包括年龄 >65 岁、居住在医疗保健机构、患有 COPD、暴露于香烟烟雾、酒精滥用、口腔卫生不佳以及与儿童接触。

通常存在。在老年患者中较少见。

通常存在。在老年患者中较少见。

通常存在。

与门诊患者的菌血症相关。

可能会听到不对称的呼吸音、胸膜摩擦音、羊音(听诊时听到的共鸣音增加)以及震颤增强。

其他诊断因素

提示实变和/或胸膜腔积液。

是经常报告的非特异性症状。

是经常报告的非特异性症状。

并不普遍,但常见于老年患者。

危险因素

发病率随着年龄增长而明显上升。高龄已被证实与较高的 CAP 死亡率相关。[37]

因肺炎住院治疗的所有患者中,约 10% 至 18% 的患者为居住在养老院的老人。这些患者的死亡率可能达到 55%。[38][39] 在传统上,住在养老院中的患者所罹患的肺炎一直被视为卫生保健相关性肺炎 (healthcare-associated pneumonia, HCAP) 而非 CAP。但是,这一定义已受到质疑,因为这并不能鉴别有耐药性病原体感染风险的患者,而且每一位患者都应接受单独评估。

可导致 CAP 的风险增加 2-4 倍。[32] 在 CAP 患者中开展的一项研究对患有 COPD 和未患 COPD 的 CAP 患者进行了比较,发现患有 COPD 是一个独立的死亡危险因素。[40]

病原菌定植常见于吸烟者,从而增加了肺部感染的风险,尤其是容易罹患肺炎球菌肺炎。[41] 一项有关细菌性肺炎的研究发现,感染 HIV 的吸烟者比从未吸烟者罹患肺炎的风险要高 80% 以上。[42][43] 另一项研究显示,患有肺炎球菌 CAP 且目前吸烟的患者通常会发展为重症脓毒症,虽然与老年患者相比共病病症较少,但往往在较为年轻时即需要住院治疗。[44] 在家中被动吸烟是 65 岁及以上人群罹患 CAP 的一项危险因素。[45]

证据明确表明饮酒会增加 CAP 风险。对 14 项研究进行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长期饮酒或大量饮酒的人与不饮酒或少量饮酒的人相比,前者患 CAP 的风险要高 83%(相对危险度为 1.83)。[46] 已经证明,相对于不饮酒者,喝酒者每日摄入 24 g、60 g 和 120 g 纯酒精导致罹患 CAP 的相对风险分别为 1.12(95% CI, 1.02-1.23)、1.33(95% CI, 1.06-1.67)和 1.76(95% CI, 1.13-2.77)。[47]

牙菌斑中的口腔和呼吸道细菌会排到唾液中,之后可能被吸入到下呼吸道,从而导致感染。吸入性肺炎是老年患者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低质量的证据表明,与常规照护相比,专业的口腔健康护理措施(例如,刷牙、擦拭、义齿清洁、漱口)可能降低养老院中肺炎引起的死亡率。[48]

CAP 是使用质子泵抑制剂相关的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之一。[49] 其原因被认为是由于胃酸分泌减少,使得病原体更容易在上呼吸道定植。这些药物在门诊使用导致 CAP 发病风险增加 1.5 倍。[50] H2 受体拮抗剂也可能导致 CAP 的风险增加。[51]

与 CAP 风险增加独立相关的其他药物包括吸入皮质类固醇(尤其是剂量较大的情况下)、抗精神病药物(尤其是非典型抗精神病和老年人中)、降糖药物。[52]

经常与儿童接触可导致 CAP 风险升高。[53] 已有两项研究报道,家庭中有儿童会提高调整后比值比,没有儿童的家庭为 1.00,有儿童的家庭为 3.2,[54] 或 3.41[55] (对有3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

HIV 感染者更易感染细菌性 CAP。虽然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已改善免疫应答,并降低了 CAP 发病率,但 CAP 仍然是这些患者发生并发症和死亡的主要原因,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患者的免疫力改变以及免疫激活持续存在。患有 CAP 的 HIV 感染者的死亡率介于 6% 至 15%。[56]

与 CAP 风险的中度升高相关。主要原因是误吸、高血糖症、免疫力降低和肺功能受损以及并存共病风险升高。

一项研究发现,(1 型和 2 型)糖尿病是肺炎相关住院的危险因素之一。另一项研究[57] 报道,与患有非感染性疾病而住院的患者相比,已患有糖尿病与因 CAP 住院患者的死亡风险升高相关。[58] 糖尿病患者罹患重度肺炎球菌菌血症的风险也较高。[59]

慢性肾病是 CAP 患者的显著死亡危险因素。[60][61]

已知患有肝硬化的住院患者中,细菌感染率为 32% 至 34%,而这些感染中约 15% 为肺炎(此类患者的第三大常见感染原因)。[62] 一项研究报道,慢性肝病是肺炎球菌肺炎住院患者出现肺部并发症的危险因素之一。[63]

一项病例对照研究发现在伴或不伴HIV感染的人群中处方阿片类药物,尤其是具有免疫抑制特性或剂量较高时,与CAP风险升高相关。[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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