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学

自大流行开始以来，各大洲均有病例见诸报道。全球已报道超过 6 亿确诊病例，以及超过 650 万例死亡病例。[22]

[Figure caption and citation for the preceding image starts]: 按 WHO 分区报道的 COVID-19 病例以及全球死亡数（截至 2022 年 5 月 8 日）世界卫生组织 [Citation ends].按 WHO 分区报道的 COVID-19 病例以及全球死亡数（截至 2022 年 5 月 8 日）

更新的病例数量可从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获取：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9 月期间的 CDC 数据表明，美国的疾病结局估计比率如下：[23]

  • 感染率：44,650/100,000（44.6%）

  • 疾病症状率：37,764/100,000（37.8%）

  • 住院率：2286/100,000（2.3%）

  • 死亡率：281/100,000（0.28%）。

≥70 岁老年人和男性感染和重症风险升高。[24] 青少年对感染的易感性似乎与成人相当，儿童则具有更低的易感性。然而，证据存在冲突，年龄与感染易感性之间的详细关联尚需进一步研究。[25][26] 与成年人不同，基于年龄或性别，儿童似乎不具有更高的重症罹患风险。[27] 与野生型病毒相比，病毒变体可在幼儿中更有效、更快速的传播，但住院率却呈现下降。[28][29]

医务工作者感染发病率为 0％ 至 49.6％，血清阳性率为 1.6％ 至 31.6％ 之间。基于中等确定性证据，年龄、性别或医务工作者角色（即护士 vs 医生）与感染风险之间并无关联。基于中等确定性证据，与白种人或非西班牙裔相比，黑种人或西班牙裔与感染风险升高具有相关性。基于中等确定性证据，使用个人防护装备与感染风险降低具有相关性。[30][31]

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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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可能或确诊病例产生接触

与可能病例或确诊病例产生接触者，感染风险升高。

世界卫生组织将接触者定义为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暴露者：与可能或确诊病例面对面相处于 1 米以内（3 英尺），至少 15 分钟；与可能或确诊病例直接发生躯体接触；在未使用推荐的个人防护装备时，直接照护可能或确诊 COVID-19 患者；或当地卫生机构基于当地风险评估确定的其他情况。暴露必须发生于病例传染期内。对于有症状病例，这意味着病例出现症状的前 2 天和出现症状的后 10 天，再加上至少 3 天无症状期，总共为出现症状后至少 13 天。对于无症状病例，这意味着在确诊样本采集之日之前的 2 天和之后的 10 天。[126]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密切接触定义为症状发作前 2 天（或无症状患者接受检测前 2 天内），24 小时内在距感染者 2 米（6 英尺）范围内停留时间总计达 15 分钟以上者。[127]

居住/工作于传播高风险地区

在高传播风险地区生活或工作者，感染风险升高。

在传播高风险地区（例如，封闭环境、人道主义环境）居住或工作的人，以及在卫生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包括医疗机构和住所）存在更高的感染风险。[126]

老年

老年人感染和重症风险升高。[24]

住院和死亡风险随年龄增长而升高。基于高质量证据，已观察到年龄相关性住院死亡率、病例死亡率和住院风险分别增加了 5.7%、7.4% 和 3.4%。未观察到按年龄划分的重症监护病房收治和插管风险升高。无证据表明风险陡然上升的特定年龄阈值。[128]

根据美国数据，与 18 至 29 岁人群相比，85 岁及以上人群的住院风险和死亡风险分别高出 15 倍和 340 倍。[129]

在英国，一项横断面研究数据表明，年龄 40 岁至 64 岁人群感染风险最高，其次为 75 岁及以上患者，而后为 65 岁至 74 岁人群。[130] 80 岁以上患者中观察到最高死亡率。[131]

在美国，≥65 岁患者占所有病例 31％，占住院治疗者 45％，占重症监护病房收治患者 53％，占大流行早期死亡例数 80％，年龄 ≥85 岁患者出现严重结局的发病率最高。[132]

尽管年龄是一个独立风险因素，但老年人风险也部分与老年人更可能伴有合并症有关。老年患者营养不良患病率较高，亦可能导致不良结局。[133]

男性

男性感染和重症风险升高。[24]

一项荟萃分析发现，男性的感染、收住院、疾病严重程度、重症监护病房收治和死亡风险更高。[134]

已提出多种假说来解释这种差异，包括雄性激素驱动的发病机制（证据薄弱）、女性雌激素的免疫保护作用（证据相冲突）、睾酮缺乏引起的炎症风暴（证据有限且相冲突）和细胞因子免疫出生错误（需要更多的研究）。其原因可能是多因素的，且存在多种假说的重合特征。[135]

种族

属于少数种族/族裔人群者出现感染、重症、住院和死亡的风险将升高。[136][137][138] 然而，研究结论却并不一致，尤其对于少数种族/族裔群体的定义和社会经济状态的认定。

英国数据表明，即使考虑了社会人口统计、临床和家庭特征差异之后，与白种人相比，南亚、黑种人和混合族裔人群呈现检测阳性和不良结局（即住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死亡）风险亦有所增加。[139][140] 种族可能在儿童和成人不良结局中起到重要作用。[141]

在美国，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拉丁裔、黑种人，以及亚裔或太平洋岛民在大流行第一年呈现阳性检测结果、住院、入住重症监护病房或死亡的可能性高于白种人。[142][143]

此类患者的危险因素包括贫困、低教育水平、居住条件恶劣、家庭收入过低、使用母语以外的语言，以及居所人数超限。[138]

虽然多数少数族裔的诊断风险较高，然而一旦收住院，结局就不存在明显的不均衡（巴西少数族裔的高死亡率除外）。这表明少数族裔地位是 COVID 相关性健康结局的重要社会决定因素，可能与其他社会决定因素（例如住房、社会经济地位、就业、一般健康状况）具有相关性。[144] 结局的种族差异亦可能部分归因于某些族裔合并症发病率较高。[145]

居住于长期照护机构

长期照护机构人员感染和重症风险升高。[146][147]

在英国，疗养院居民约占第一波大流行中英格兰和威尔士死亡总数三分之一；其他国家亦报道了类似情况。可能由于个人防护装备短缺、人群脆弱以及缺乏检测。[148] 一项针对四个养老院的研究发现，26％ 居住者在 2 月内死亡，全因死亡率与往年相比，增加了 203％。约 40％ 居住者 SARS-CoV-2 检测呈阳性，其中 43％ 无症状，18％ 出现非典型症状。[149]

在美国，一项超过 5000 名养老院居住者队列研究显示，其 30 天全因死亡率为 21％。高龄、性别为男性以及认知和机体功能受损，与死亡率呈独立相关。[150]

合并症的发生

存在合并症的患者罹患重症风险更高，合并症越多，风险越大。[147][151]

在英国，一项对超过 20,000 例住院患者进行的队列研究报道称，最常见合并症为心脏病（31%）、单纯性糖尿病（21%）、非哮喘性慢性肺病（18%）和慢性肾病（16%）。[152] 在英国住院的 65,000 名患者中，68% 在入院时报告了至少一种心脏代谢性疾病。基线心脏代谢状况与院内并发症风险升高具有相关性，并在伴有心脏代谢性多发合并症的情况下，该风险将升高。[153]

在美国，约 95％ 住院成人至少有一种报告的基础疾病，最常见者为高血压、脂代谢障碍和肥胖。约 99% 死亡患者至少存在一种基础疾病。死亡的最强风险因素为肥胖、焦虑和恐惧相关疾病、糖尿病以及基础疾病种类总数。[154] 据估计，大约 56％ 成人和 32% 年轻成人由于伴有至少一种合并症，而存在罹患重症风险。[155][156]

全球范围内，高血压（21％）、肥胖（18％）和糖尿病（18％）是最普遍的合并症。癌症、慢性肾病、糖尿病和高血压与死亡率呈独立相关。从统计学角度进行分析，慢性肾病是导致死亡的最主要合并症。[157] 代谢综合征亦与较高的死亡风险具有显著相关性。[158]

伴有肥胖、糖尿病、慢性肺病（不包括哮喘）、心脏病、癫痫，以及呈现免疫功能低下状态等合并症的儿童具有较高的重症患病率。[159]

肥胖

肥胖（≥30 kg/m²）及超重（25-30 kg/m²）者，罹患感染和呈现重症风险升高。[147]

截至 2021 年 2 月底，全球报道的 250 万死亡病例中，220 万人死于超重人口占一半以上的国家。不到半数成年人群被归类为超重的国家中，出现死亡的可能性约为超过半数成年人群被归类为超重的国家十分之一。[160]

荟萃分析证据发现，肥胖患者具有显著增加的感染、临床重症、住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需行机械通气和死亡风险。超重使得收住院风险升高，但死亡风险未见升高。[161][162]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关联强度似乎已经削弱。[162]

英国一项队列研究发现，体重指数 ≥23kg/m² 以上时，严重结局（例如住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死亡）风险逐渐升高，而与相关疾病（例如糖尿病）的其他风险不具相关性。40 岁以下者以及黑种人族裔相对风险尤为显著。体重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则以下风险将呈现升高： 入院率增加 5%（体重指数 ≥23 kg/m²）；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率增加 10%（任何体重指数）；和死亡增加 4%（体重指数 ≥28 kg/m²）。[163]

一项在美国进行的队列研究发现，体重指数与疾病严重程度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体重指数接近健康体重和超重阈值时，风险最低，而后随体重指数增加而升高。[164]

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患者罹患重症风险升高。[147]

在儿童和成人中，固有心血管疾病与不良结局具有相关性，包括疾病严重程度、疾病进展和死亡率。[165][166]

心律失常、冠状动脉疾病和心血管疾病与重症监护病房收治呈显著相关。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冠状动脉疾病和心血管疾病亦与死亡风险增加呈显著相关。[167] 固有心房颤动/心房扑动与更高的重症监护病房收治风险、住院死亡率和更劣的结局具有相关性。[168][169] 冠心病亦与疾病进展和病重/病危具有相关性。该关联受高血压影响；与不伴高血压患者相比，伴冠心病和高血压的患者预后不良风险升高。[170] 心肌损伤和周围动脉疾病亦与短期死亡率升高具有相关性。[171][172]

伴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例如高血压、糖尿病）者，重症和死亡风险亦升高（见下文）。[173][174]

糖尿病

1 型和 2 型糖尿患者罹患重症风险升高。[147]

糖尿病与重症风险升高 2 倍以上，以及死亡风险略低于 2 倍的升高具有相关性。糖尿病亦与重症监护病房收治风险升高具有相关性。血糖水平升高（短期和长期）与较劣的结局具有相关性。无证据表明新发糖尿病患者和已有糖尿病患者的风险存在差异。数据不足以确定糖尿病是否可使患者更易感染。无数据表明糖尿病可升高儿童和青少年重症罹患风险。[175] 世界不同地区差异较显著，可影响总体趋势。[176]

糖尿病患者预后不良和高死亡率的危险因素与一般人群中存在的危险因素相似，包括高龄、性别为男性、非白种人族裔、社会经济贫困、急性肾损伤、卒中或心力衰竭病史， 以及体重指数过高。其他更具体的风险因素包括糖尿病前期、血糖控制不佳、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过高、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血糖高渗性状态、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胰岛素使用。[177][178][179][180][181][182][183] 对年龄、性别、种族、贫困和地理位置进行调整后的研究仍然发现糖尿病患者的死亡风险升高。几乎无证据表明合并症对于升高不良结局风险有所作用。[175]

二甲双胍、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 抑制剂、胰高血糖素样肽-1 受体激动剂的使用与 2 型糖尿病死亡率降低具有相关性。二肽基肽酶-4 抑制剂和胰岛素与死亡率升高具有相关性。磺脲类药物、噻唑烷二酮类药物和 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似乎并未增加或降低死亡风险。[184][185] 目前尚不清楚此类药物是否具有保护作用，需行进一步研究。

这些患者的不良结局原因可能在于糖尿病的综合征性质、合并症存在、免疫功能受损、介导病毒侵袭的生物酶可能上调，以及慢性炎症伴 SARS-CoV-2 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所致炎症风暴倾向。[186][187]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伴慢性肺疾病者（例如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间质性肺疾病、肺栓塞、肺动脉高压、结核病、囊性纤维化和支气管扩张）罹患重症的风险升高。伴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或 α-1 抗胰蛋白酶缺乏症的患者发生重症的风险可能升高；然而，证据有限。[147] 尚无明确证据表明哮喘或 COPD 患者具有更高的感染风险。[188][189]

COPD：与住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和死亡等风险升高具有相关性。[190] 英国一项全国性、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COPD 患者比无潜在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接受危重症诊疗的可能性更低。[191]

哮喘：与不伴哮喘患者相比，临床结局相似（如果未得到轻微改善）。一项大型系统评价汇总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哮喘与严重结局（住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死亡）不具相关性。然而，证据确定性极低，并且由于哮喘严重程度的报告缺乏、无法解释的统计学异质性以及不精确性，结果具有局限性。伴过敏性哮喘者出现严重结局的风险似乎较低，而同时伴有哮喘和并发 COPD 者出现严重结局的风险似乎较高。既往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产生的结论具有冲突。哮喘是否与感染风险升高具有相关性，或是否与严重结局的出现具有相关性，仍不清楚。[192][193]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罹患重症、重症监护病房收治、进行机械通气和死亡风险升高具有相关性；但是，证据较为有限。[194][195]

囊性纤维化：似乎与感染风险升高不具相关性；但是，有证据表明某些患者可能经历更为严重的临床病程（例如移植后）。[196] 其他严重结局的危险因素包括 FEV1<70%、年龄 >40 岁、糖尿病、胰腺功能不全、体重不足，以及使用阿奇霉素。[197]

活动性肺结核：似乎与重症和死亡风险升高具有相关性。[198][199]

肺间质 病：似乎与重症和死亡风险升高具有相关性。[200][201]

暂无小儿呼吸系统疾病（包括儿童哮喘）是否为感染或严重程度危险因素的数据。[202]

慢性肾病

伴慢性肾病者罹患重症风险升高，且感染风险亦可能升高。[130][147]

与不伴慢性肾病者相比，伴慢性肾病的患者住院和全因死亡风险显著升高。对纳入研究和多变量调整研究亚组分析的总体分析发现，慢性肾病患者亦呈现更高的危重症进展风险，但结果均未获得统计学意义。[203]

与无需进行肾脏替代治疗患者相比，接受透析患者的发病率似乎更高。[204] 接受肾脏替代治疗的终末期肾病患者重症监护病房收治、需行机械通气和死亡等风险亦有所升高。[205]

在英国，一项横断面研究数据发现，慢性肾病患者比无肾病患者阳性检测的校正比值比更高（32.9% vs 14.4%）。[130]

固有慢性肾病是进展为急性肾损伤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206]

慢性肝病

伴慢性肝病者（例如肝硬化、代谢紊乱相关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病和自身免疫性肝炎）罹患重症的风险升高。乙型或丙型肝炎患者罹患重症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147]

慢性肝病与重症和死亡风险增加具有相关性，但与感染风险升高不具相关性。[207] 更高的肝硬化评分与更劣的预后具有相关性。[208]

肝硬化患者死亡风险升高。与非肝硬化患者相比，肝硬化患者死亡率升高了 2.48 倍。晚期肝硬化患者死亡风险可能更高。[209]

伴代谢紊乱相关性脂肪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者罹患重症风险升高。[210] 疾病严重程度与年龄 <60 岁以及纤维化-4（fibrosis-4, FIB-4）评分呈中等或较高水平，具有相关性。[211][212]

妊娠

孕妇罹患重症的风险升高。[147]

据估计，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就诊或入院的孕妇，以及近期受孕患者的总体比率均为 10％；但是，不同研究和不同国家得出的比率有所不同。[213][214] 一项对超过 2500 名确诊孕妇进行的荟萃分析发现，73.9％ 患者处于妊娠晚期；50.8％ 为黑种人、亚裔或少数族裔；38.2% 患者呈现肥胖；32.5％ 伴慢性合并症。[215]

根据对约 400,000 名 15 至 44 岁有症状女性进行的分析，与非妊娠患者相比，孕妇更易被收住院、被转入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有创机械通气或给予体外膜肺氧合，并更易出现死亡。[216]

严重感染孕妇更可能出现足月前分娩或足月前剖宫产，或者更可能出现胎儿死产或需要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217]

孕妇出现重症、母体并发症和不良出生结局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 ≥30 岁、混血、妊娠期糖尿病、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超重/肥胖、HIV 感染、孕前体重不足和贫血。[217][218]

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低收入国家孕妇和新生儿对不良结局更为脆弱。[219]

参阅 并发症章节，获取更多妊娠相关性并发症信息。

吸烟

当前或既往曾吸烟者罹患重症风险有所增加。[147]

吸烟与严重或危重结局、重症监护病房收治和死亡风险增加具有相关性。该关联对于既往曾吸烟者似乎比当前吸烟者更为显著，对于年轻人群亦似乎更为显著。与不吸烟者相比，当前吸烟者罹患重症的风险更高。[220][221] 与非吸烟者相比，吸烟者呈加倍的死亡风险。[222] 这可能是由于吸烟者中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 受体的气道表达增加所致。[223] 当前吸烟者的死亡风险似乎不因年龄而异；然而，既往曾吸烟者的风险则随着年龄增长呈现显著下降。[224]

世界卫生组织已对现有证据进行评估，得出结论认为，吸烟与住院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增加和死亡增加有关。[225]

恶性肿瘤

肿瘤患者感染和重症风险升高。[147][226]

与普通人群相比，伴有肿瘤的患者罹患感染、重症、重症监护病房收治和遭遇死亡的风险升高。[227]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与最高的重症和死亡风险具有相关性（可能可以解释为对此类患者进行治疗时免疫抑制程度更高），其次为肺癌。治疗方法与死亡之间无明确关联。[228]

癌症患者总体院内死亡风险为 14.1％。[229] 收入重症监护病房的肿瘤患者总体死亡率为 60.2%。[230] 肿瘤患者死亡率受固有非肿瘤合并症影响，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糖尿病患者死亡率明显升高。[231]

与未罹患癌症的 COVID-19 患者相比，近期接受过癌症治疗的患者（COVID-19 诊断前 3 个月内）30 天死亡率、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时间和住院风险呈现统计学显著增加。与未罹患癌症的患者相比，近期未接受癌症治疗的患者死亡率和重症监护病房收治风险相似，机械通气和住院风险较低。[232]

与不伴癌症的儿童相比，罹患癌症的儿童并未显得更为易感。有限数据显示，罹患癌症的儿科患者总体发病率较低，仅 5％ 需收住院治疗以缓解症状。[233] 在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国际队列研究中，20% 罹患肿瘤儿童进展为重症或危重症，但多数患者在未得到高级支持的情况下得以恢复。约 35% 的儿童无症状。淋巴细胞减少和中性粒细胞减少与更为严重的疾病具有相关性。[234] 癌症儿童总体生存率极高（99.4％），儿童血液恶性肿瘤和实体肿瘤的住院或重症监护病房收治风险无显著差异。[235] 有限证据表明，对 SARS-CoV-2 检测呈阳性的儿童继续给予化疗，未见相关性严重并发症。[236]

脑血管病

脑血管疾病患者罹患重症风险升高。[147]

与无脑血管疾病史患者相比，存在脑血管疾病史的患者，更易出现不良结局。[237] 固有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不良结局（包括收入重症监护病房、进行机械通气和死亡）出现几率高出 2.67 倍。[238] 既往卒中与重症、重症监护病房收治、机械通气和死亡具有显著相关性。[239]

心理健康障碍

伴情感障碍（例如抑郁）和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等心理健康障碍者罹患重症的风险升高。[147]

与无心理健康障碍的患者相比，伴心理健康障碍的患者住院和死亡风险更高。[240][241]

精神分裂症者死亡的风险可能增加。危险因素包括高龄和吸烟史。[242]

实体器官移植或血液干细胞移植

实体器官或血液干细胞移植后免疫功能低下者罹患重症风险升高。[147]

实体器官移植受者住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和死亡风险升高。但是，住院率的增加可能反映出一种更优的管理策略，（即对此类患者给予更为密切的住院监测），而非提示疾病严重程度。对人口统计学、临床特征以及疾病严重程度进行调整校正后，与一般人群相比，死亡风险未见升高。[243]

造血干细胞移植（ha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 HSCT）受者的死亡风险呈现升高。与自体 HSCT 受者相比，allo-HSCT 受者的死亡率略高，但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高死亡率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免疫抑制治疗、移植物抗宿主病和伴淋巴细胞减少的炎症标志物升高。[244]

失能

有失能性疾病者发生重症的风险增加，这些失能性疾病包括唐氏综合征、脑性瘫痪、先天畸形、学习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智力和发育障碍，以及脊髓损伤。[147]

在英国，一项队列研究发现，唐氏综合征患者住院风险增加了 4 倍，死亡风险增加了 10 倍。[245] 这可能由于存在免疫功能障碍、先天性心脏病和肺部疾病所致。

英国另一项研究发现，伴学习障碍的成人以及伴唐氏综合征或脑性瘫痪的成人住院和死亡风险显著高于观察到的非 COVID-19 死因风险。[246]

在前两波大流行期间，与非残障者相比，残障者（包括伴学习障碍、神经系统疾病和脆弱者）的死亡风险更高。年轻残障者、残障女性和活动受限程度较高者相对风险较高。不良社会经济、人口和健康相关风险因素是导致风险升高的部分原因。[247]

痴呆

痴呆患者发生感染和重症的风险可能升高。[147][248]

伴有痴呆的老年成人短期内具备较高的死亡风险。痴呆患者更易罹患高血压、糖尿病和肺炎等疾患，并且免疫功能低下。痴呆患者总体死亡率为 39％，而不伴痴呆的老年成人则为 20％。[249]

在英国，从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6 月，死于 COVID-19 者中，四分之一以上伴有痴呆。痴呆和阿尔茨海默病是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间涉及 COVID-19 死亡中最常见的主要固有疾病。[250]

一项美国电子病历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发现，与不伴痴呆患者相比，伴痴呆患者感染风险更高。与不伴 COVID-19 感染的痴呆患者，和不伴痴呆的 COVID-19 感染患者相比，其结局（6 个月住院风险和死亡风险）亦显著更劣。血管性痴呆患者风险最高。[251]

免疫抑制

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发生重症的风险升高。[147]

包括原发性免疫缺陷或长期使用皮质类固醇或其他免疫抑制剂者。

一旦入院，无论疫苗接种情况如何，与非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相比，免疫功能低下者的重症监护病房收治和死亡风险均有所升高（对临床和人口特征差异进行调整后）。[252]

当前数据并未强烈表明与免疫介导性炎性疾病相关的药物治疗可增加感染或重症风险，皮质类固醇和利妥昔单抗除外。[253] 风湿免疫性疾病患者糖皮质激素暴露 ≥10 mg/d（泼尼松龙）与更高的住院几率有相关性。[254] 使用环孢素/他克莫司治疗的患者住院风险亦同时增加；但是，尚不清楚增加的风险是否与药物本身、患者接受治疗的潜在疾病，或其他因素具有相关性。[255]

与普通人群相比，免疫抑制患者感染风险未呈现显著增加。[256]

另请参见 HIV 感染 和 自身免疫性疾病 如下。

HIV 感染

HIV 携带者罹患重症的风险可能升高。[147]

回顾性研究发现，虽然 HIV 感染者感染风险似乎并未升高，但与未感染 HIV 者相比，他们出现不良结局（即重症、住院、死亡）的风险升高。随着 HIV 疾病阶段进展，重症和住院风险有所升高。[257][258][259][260] 然而，部分证据表明晚期（3 期或 4 期）HIV 患者可表现出更轻的症状，死亡率亦更低。其原因可能在于 HIV 阳性个体免疫系统不易引发通常会导致 COVID-19 患者较劣临床结果结局的细胞因子风暴。[261]

荟萃得出的证据存在冲突。部分荟萃分析发现，HIV 感染与综合不良结局或死亡不具相关性。[262][263] 但是，其他荟萃分析发现，与不伴 HIV 感染者相比，HIV 感染者的感染和死亡风险有所上升。基于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用药方案者的感染和不良结局风险可能较低；然而，证据尚未得出定论。[264][265][266][267]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HIV 感染似乎是住院时重症或危重疾病和住院死亡的重要独立危险因素。调整年龄、性别、疾病严重程度和基础疾病后，与 HIV 阴性人群相比，HIV 感染与更高的死亡风险呈独立相关。年龄 >65 岁、性别为男性、糖尿病或高血压是入院时重症或危重疾病以及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数据主要来自南非，从而可能会限制结果的普适性。[268][269] 严重疾病的其他风险因素包括共存的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慢性肾病。[270]

缺乏体力活动

不进行体育锻炼者，罹患重症的风险升高。[147]

数据显示，躯体活动不足与收住院和死亡风险升高具有相关性，躯体活动不足与人工通气风险升高可能具有相关性。有限数据表明，躯体活动不足与重症监护病房收治和气管插管具有相关性。[271][272][273]

血红蛋白疾患

伴镰状细胞病或地中海贫血者重症风险可升高；然而，证据较为有限。[147]

与普通人群相比，血红蛋白病患者出现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并未升高。血红蛋白病患者死亡率为 6.9%。呼吸系统合并症和心血管合并症是死亡的重要预测指标。[274]

在英国，镰状细胞病患者被发现住院风险升高 4 倍，死亡风险升高 2.6 倍。镰状细胞特性亦与此两种结局风险升高具有相关性，但相关程度较小。[275]

美国 178 例镰状细胞病患者中（平均患者年龄 <40 岁），69％ 入院治疗，11％ 接受重症诊疗，7％ 死亡。[276] 感染可在镰状细胞病患者中导致急性胸部综合征。[277][278]

高血压

高血压患者罹患重症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147]

几乎所有现有证据均提示，高血压可增加重症或死亡风险，但有时不清楚该关联是否独立于其他危险因素。暂无系统评价或荟萃分析，对高血压患者是否具有更高感染风险进行研究。[279][280]

高血压与不良复合结局增加有关，包括死亡、重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危重症诊疗需求以及疾病进展。[281][282] 与不伴高血压患者相比，伴高血压患者罹患重症风险升高 2.98 倍，危重症风险升高 1.82 倍，死亡风险则升高 2.17 至 2.88 倍。[283][284]

最初，人们担心使用 ACE 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 Ⅱ 受体拮抗剂者，可能由于 ACE2 受体表达上调，而使感染或重症风险升高。[285] 但是，高确定性证据表明，使用此类药物与重症无关，对有症状患者使用此类药物，与 SARS-CoV-2 阳性检测结果之间不具备关联。[286][287]

物质使用障碍

物质使用障碍患者罹患重症的风险可有所增加；但是证据有限。[147] 其包括酒精、阿片类物质或可卡因使用障碍。

伴物质使用障碍者，尤其是使用可影响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药物者，可能更易表现 COVID-19 不良呼吸道效应。队列研究已发现，物质使用障碍与住院率上升、重症监护病房收治增多、呼吸机使用率上升和死亡率增加等具有相关性。[288][289] 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发现，阿片类物质使用障碍者住院、被收入重症监护病房和死亡的风险增加。[290]

伴有某些基础疾病的儿童

伴某些基础疾病儿童，罹患重症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147]

此类疾病包括肥胖、糖尿病、哮喘和慢性肺病、免疫抑制和镰状细胞病。若临床情况复杂，患有严重遗传、神经或代谢疾病，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则儿童亦可能存在风险。[147]

一项对美国 43,000 余名儿童进行的横断面研究发现，最常记录的基础疾病为肥胖、哮喘、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焦虑和恐惧相关性疾病以及抑郁。伴 1 型糖尿病、心脏和循环先天异常、肥胖、高血压、癫痫、神经精神疾病和哮喘的儿童，以及伴慢性疾患的儿童，收住入院和呈现重症风险升高。有限数据表明，伴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罹患重症风险可能升高。[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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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D 缺乏

维生素 D 缺乏患者感染和重症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

荟萃分析发现，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偏低与感染风险升高呈显著相关，且重症、住院以及死亡等风险均上升。[292][293][294][295][296][297][298] 但是，尚不清楚这些关联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证据确定性极低。[299][300]

一项对队列研究和随机对照试验进行的荟萃分析和 GRADE 评估发现，目前证据表明，维生素 D 缺乏与感染或死亡易感性并无显著相关性，补充维生素 D 并未显著改善临床结局。然而，证据总体质量较低。[301]

质子泵抑制剂的使用

服用质子泵抑制剂（proton-pump inhibitor, PPI）患者感染和重症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302]

使用 PPI 是否增加感染风险的数据存在冲突。迄今为止最大的荟萃分析发现，PPI 的使用与感染风险升高，以及重度感染和死亡风险升高略具名义上的相关性（但具有统计学意义）。[302]

与未服用 PPI 者相比，当前或定期服用 PPI 者，更易出现重症结局。此外，与未服用 PPI 者相比，当前服用 PPI 者，更易出现更长的住院时间，但这一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既往服用 PPI ，与对感染易感性增加或严重不良结局有关。[303]

自身免疫性疾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风湿和肌肉骨骼疾病）患者感染和重症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304][305]

当前数据并未强烈表明免疫介导性炎性疾病的存在可增加感染或重症风险。部分研究报道的风险升高，可能原因在于免疫介导性炎性疾病相关的合并症或患者正在采用的药物治疗（皮质类固醇、利妥昔单抗）。此类患者住院率升高与死亡率升高不具相关性。[253] 与其他治疗方案（例如甲氨蝶呤、硫唑嘌呤、Janus 激酶抑制剂）相比，肿瘤坏死因子（tumour necrosis factor, TNF）-α 抑制剂单药治疗与免疫介导炎症性疾病患者住院或死亡风险降低具有相关性。[306] 在一项队列研究中，除利妥昔单抗外，其他风湿病、抗肿瘤或抗代谢治疗未使机械通气或住院死亡风险升高。[307]

炎性关节炎：证据并未显示炎性关节炎（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脊柱关节炎）与感染风险或不良结局（例如住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需行机械通气或死亡）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然而，证据存在冲突。部分研究确实报道了不良结局风险升高，但研究存在局限性。[253]

炎症性肠病：炎症性肠病患者的患病率似乎较低。[308] 证据表明，如果患者疾病控制良好且未使用皮质类固醇，则感染风险和重症风险情况与一般人群相似。[253] 皮质类固醇使用与重症和重症监护病房收治（但并非死亡）等风险升高具有相关性。[309] 三分之一炎症性肠病患者需收住院治疗，不到 4% 患者需重症监护病房收治。[308] 较高的疾病活动度和急性发作可导致感染易感性增加和更劣的结局。[310] 溃疡性结肠炎和使用皮质类固醇、硫嘌呤、氨基水杨酸或联合治疗的患者，其结局（住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和死亡率）更劣。使用生物制剂的患者结局更佳。[308][311][312][313] 已经开发出一种风险计算器，可以预测哪些炎症性肠病患者出现不良结局的风险更高。[314]

结缔组织病：多项研究表明，与普通人群和其他免疫介导性炎性疾病患者相比，结缔组织病（例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硬化症、多发性肌炎和皮肌炎）患者感染风险有所升高。这可能是由于皮质类固醇在此类患者中的广泛使用。与结局相关的数据较为缺乏，证据存在冲突。[253] 狼疮性肾炎患者出现重症或危重症的风险升高。[315]

银屑病：风险和结局数据令人信服的表明，其与一般人群所观察到的风险状况相当，在队列研究中，亦未见感染或重症易感性增加的报道。[253]

血管炎：基于有限数据，皮质类固醇使用、高龄、性别为男性、中重度疾病活动度、合并症（例如呼吸系统疾病），以及利妥昔单抗或环磷酰胺的使用，与严重结局具有相关性。[316][317]

多发性硬化：神经功能障碍、高龄、黑种人族裔、心血管合并症、近期皮质类固醇治疗和肥胖为重症危险因素。[318][319] 当前证据并未表明多发性硬化显著增加死亡率。最高住院率和死亡率见于未采用疾病修饰治疗的患者，其次是进行 B 细胞耗竭治疗的患者（例如利妥昔单抗、奥瑞珠单抗）。[320]

甲状腺疾病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重症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321][322]

甲状腺疾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和未明确的甲状腺异常，但并非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与不良结局风险（包括重症、住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和死亡）升高具有相关性。这种关联与年龄增长和高血压患病具有显著相关性。[323][324]

帕金森病

帕金森病患者感染或重症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325][326][327]

感染的危险因素可包括肥胖、肺部疾病和住院治疗。维生素 D 补充与感染风险降低具有相关性。[326]

一项荟萃分析显示，帕金森病与重症、较劣的住院结局和死亡相关。但是，存在关联的证据仍不尚清楚。该关联受年龄影响，但不受性别或痴呆、高血压或糖尿病影响。[325]

患者可能出现帕金森症状显著恶化。[328]

痛风

痛风似乎与感染和死亡风险升高具有相关性；但是证据有限。[329]

英国生物库对超过 15,000 名痛风患者进行的一项人群研究发现，痛风与 COVID-19 诊断风险升高和 COVID-19 相关性死亡风险升高具有相关性，该关联独立于痛风的代谢合并症。女性较男性死亡风险更高。秋水仙碱或降尿酸治疗的给予与否，COVID-19 相关性死亡风险并无显著差异。[329] 证据有限，尚需行进一步研究。

血脂异常

血脂异常似乎与重症和死亡风险增加相关；但是证据有限。[330][331][332]

男性、老年人和高血压患者的这种相关性更强。[333]

起初，令人担忧的是，服用他汀类药物者可能面临更高感染风险或更严重疾病，因为他汀类药物已被证实可增加实验动物 ACE2 表达，并可促进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炎症通路活化。[285] 但是，目前为止，研究并不支持这一假说，有研究甚至表明其具有保护作用（死亡或重症风险降低）。[334] 美国心脏协会 COVID-19 心血管疾病登记数据调查结果报道称，住院前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患者（主要是存在心血管疾病史和/或高血压病史的患者）死亡几率大大降低。[335] 一项瑞典登记注册研究亦报道了类似发现。[336]

手术

与无 COVID-19 患者相比，罹患 COVID-19 的患者手术死亡率和并发症率可更高。[337]

对中国 34 例在 COVID-19 潜伏期进行择期手术的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发现，所有患者术后均出现肺炎。此类患者中约 44％ 需收入重症监护病房，20％ 遭遇死亡。[338]

术后肺部并发症出现于半数围手术期 SARS-CoV-2 感染患者，与死亡率升高相关，尤其是对于男性和 70 岁以上者。[339]

A 型血和 B 型血

A 型血患者感染和死亡风险可能升高，B 型血和 AB 型血患者感染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340][341][342][343]

O 型血型似乎对于感染具有预防性；然而，证据质量为低至极低。与 Rh 阴性者相比，Rh 阳性者更易受到感染。[340][344]

一项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发现，与其他血型相比，A 型血患者呼吸衰竭风险增加 45％。它还发现 O 型血有保护作用。两个染色体基因位点与呼吸衰竭有关，其中一个与 ABO 血型位点重合。[345] SARS-CoV-2 受体-结合域直接结合呼吸道上皮细胞表达的 A 型血抗原，直接使 A 型血和 SARS-CoV-2 产生关联。[346]

消化道菌群失调

有限证据表明肠道和肺部菌群功能异常可能与 COVID-19 发病机理有关。[347]

已发现患者在急性期和恢复期出现肠道菌群失调。[348] 患者住院期间，似乎有益共生菌（例如凸腹真杆菌、直肠真杆菌、普氏粪杆菌、罗斯拜瑞氏菌和毛螺菌等菌群）耗竭，而机会病原体（例如哈氏梭菌、粘性放线菌、诺氏拟杆菌）则过度生长。[349][350][351] COVID-19 患者胃肠道菌群组成、细胞因子水平和炎症标志物之间的关联表明，胃肠道微生物群与疾病严重程度有关，可能通过调节宿主免疫应答引起。疾病消退后，消化道菌群失调可能对症状持续有所贡献。[352]

环境因素

气候和纬度：基于低等确定性证据和有限研究，较高温度可能减缓疾病流行进展；然而，气候变量本身并不能解释疾病传播中的大部分变异。温度、湿度、风速、紫外线和纬度可能在疾病流行中发挥作用，但需行进一步研究。[353]

空气污染：有限证据表明，暴露于环境空气污染，与 COVID-19 之间存在关联；但是证据不足以证明因果关系。[354][355][356][357][358]

居住于城市或贫困地区：有限证据提示，与郊区相比，居住于城市地区者患病率更高，与不甚贫困地区相比，居住于贫困地区者患病率更高。[13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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