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学

成人

  • 在中国,87% 确诊病例年龄居于 30 至 79 岁之间,3% 年龄在 80 岁以上。大约 51% 患者为男性。[4]

  • 在意大利,患者的中位年龄和共病患病率高于中国。[5]

  • 在英国,患者的中位年龄为 73 岁;在一项关于 20,000 多名住院患者的前瞻性观察队列研究中,男性占入院人数的 60%。[6]

  • 在美国,老年患者(年龄 ≥65 岁)占所有病例 31%,占住院治疗者 45%,占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患者 53%,占死亡例数 80%,年龄 ≥85 岁患者出现严重结局的发病率最高。[7] 2020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2 月期间,儿童、青少年和年轻成人病例有所增加;但是,该类群体住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率和死亡率仍然较低(根据现有数据,分别为 2.5%、0.8% 和 <0.1%)。[8]

儿童

  • 有证据表明,儿童对感染的易感性比成年人低,与成年人相比,成为受感染接触者的比值比为 0.56。青少年易感性似乎与成年人相当。[9]

  • 感染儿童平均年龄为 6.5 岁。[10] 儿童和青少年感染率因地理位置而异:[4][11][12][13][14][15][16]

  • 在英国,一项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发现,儿童和年轻成人彼时在所有住院患者中占比 0.9%。入院儿童中位年龄为 4.6 岁,56% 为男童,35% 未满 12 个月,42% 至少伴一种合并症。就种族而言,57% 为白种人,12% 为南亚人,10% 为黑种人。月龄小于 1、年龄 10 至 14 岁,以及黑种人族裔为重症诊疗收治的危险因素。[17]

  • 在美国,一项针对超过 135,000 名儿童的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被感染儿童平均年龄为 8.8 岁,其中 53% 为男性。以族裔而论,59% 为白种人,15% 为黑种人,11% 为西班牙裔,3% 为亚裔。在该群体中,仅 4% 儿童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 2(SARS-CoV-2)检测呈阳性,临床表现通常较轻。[18]

  • 全球范围内,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儿童病死率似乎更高。[19]

  • 多数儿童病例来自家庭聚集,或与感染患者有密切接触史。家庭群体传播指示病例较少出现于儿童。[20] 与成年人不同,基于年龄或性别,儿童似乎不具有更高的重症罹患风险。[21]

孕妇

  • 一项对超过 2500 名确诊 COVID-19 孕妇进行的荟萃分析发现,73.9% 患者处于妊娠晚期;50.8% 为黑种人、亚裔或少数族裔;38.% 患者呈现肥胖;32.5% 伴慢性合并症。[22]

  • 在英国,妊娠期间确诊为 SARS-CoV-2 感染的估计收住院率为 4.9/1000。多数女性处于妊娠中晚期。这些患者中,41% 年龄在 35 岁或以上,56% 来自黑种人或其他少数族裔,69% 呈超重或肥胖,34% 伴固有合并症。[23]

  • 在美国,孕妇中已有 75,279 例报道(截至 2021 年 3 月 8 日),住院 12,824 例,死亡 82 例。[24] 根据对约 400,000 名 15 至 44 岁有症状女性患者进行的分析,西班牙裔和非西班牙裔黑种人孕妇妊娠期似乎呈现不成比例的受累。[25]

医务工作者

  • 医务工作者感染发病率为 0% 至 49.6%(通过聚合酶链反应确定)),SARS-CoV-2 血清阳性率为 1.6% 至 31.6% 之间。范围过于宽泛的原因可能与环境、暴露、社区传播率、症状表现、感控措施实践,以及其他因素的差异有关。性别和年龄与感染或血清学阳性风险之间无相关性。然而,与白种人相比,黑种人、亚裔或西班牙族裔与感染风险增加呈现显著相关性。[26][27]

  • 对近 130,000 名医务工作者进行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得出评估显示,SARS-CoV-2 抗体总血清阳性率为8.7%,北美报道的血清阳性率(12.7%)高于欧洲(8.5%)、非洲(8.2%)和亚洲(4%)。血清反应阳性危险因素包括性别为男性;黑种人、亚裔或西班牙裔;工作于 COVID-19 诊疗单元;面向患者的工作;以及一线医务工作。[28]

  • 向世界卫生组织报道的病例中,约有 14% 为医务工作者(占比 2% 至 35%)。[29]

  • 大部分罹患 COVID-19 的医务工作者报告曾在医疗机构中产生病原接触。一项针对美国 9000 多名医务工作者所提供报告的研究提示,55% 仅在医疗机构中产生过病原接触,27% 仅在家庭中产生过病原接触,13% 仅在社区中产生过病原接触,5% 在一种以上环境中产生过病原接触。[30]

  • 最易受累的医务工作者是护士。仅 5% 医务工作者出现重症,0.5% 出现死亡。[31] 医务工作者重症或危重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低于整体患者重症或危重症发病率和死亡率。[32]

  • 苏格兰一项研究表明,给予患者当面诊疗的医务工作者,入院可能性是未给予患者当面诊疗的医务工作者 3 倍。在同一项研究中,医务工作者及其家庭成员占住院人数 17%。[33]

  • 对来自美国 13 个地点住院数据进行的分析发现,6% 入院治疗的成人为医务工作者,其中 36% 从事护理相关工作。大约 90% 入院治疗的医务工作者至少患有一种基础疾病,最常见者为肥胖、高血压和糖尿病。[34]

资源

危险因素

与可能病例或确诊病例产生接触者,感染风险升高。

世界卫生组织将接触者定义为可能或确诊病例在症状发作前 2 天和之后 14 天内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暴露的人:与可能或确诊病例面对面相处于 1 米以内(3 英尺),至少 15 分钟;与可能或确诊病例直接发生躯体接触;在未使用推荐的个人防护装备时,直接照护可能或确诊 COVID-19 患者;或出现当地风险评估阐明的其他情况。[190]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密切接触定义为症状发作前 2 天(或无症状患者接受检测前 2 天内),24 小时内在距感染者 2 米(6 英尺)范围内停留时间总计达 15 分钟以上者。[191]

在高传播风险地区生活或工作者,或旅行至该地者,感染风险升高。

居住或工作于传播高风险地区(例如封闭居住区、人道主义环境)者,居住或前往社区传播区域者,以及在症状发作前 14 天内任意时间工作于健康环境(包括医疗机构和家庭)者,均存在较高感染风险。[190]

具有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担忧型变体(variant of concern)感染风险者包括:[192]

  • 曾居住于或过境任何担忧型变体(variant of concern)传播国家(参阅当地指南,查看受影响国家列表),以及离境或过境(或无症状 SARS-CoV-2 检测阳性者采样日期)10 天内出现症状者

  • 通过测序结果,知晓已遭担忧型变体(variant of concern)感染者,无论其是否有旅行史

  • 上述个体的接触者。

老年人感染和重症风险升高。[193]

在英国,一项横断面研究数据表明,年龄 40 岁至 64 岁人群感染风险最高,其次为 75 岁及以上患者,而后为 65 岁至 74 岁人群。[194] 80 岁以上患者中观察到最高死亡率。[195]

在美国,≥65 岁患者占所有病例 31%,占住院治疗者 45%,占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患者 53%,占大流行早期死亡例数 80%,年龄 ≥85 岁患者出现严重结局的发病率最高。[7]

尽管年龄是一个独立风险因素,但老年人风险也部分与老年人更可能伴有合并症有关。

男性感染和重症风险升高。[193]

在英国,一项横断面研究数据发现,男性比女性阳性检测的校正比值比更高(18.4% 与 13.3%)。[194]

推测其可能原因在于雄激素,或其 SARS-CoV-2 抗体水平较女性为低,或女性免疫反应较男性为高,遗传因素,或更高的饮酒率和吸烟率;但是,尚需行进一步研究。[196][197]

黑种人、亚裔和少数族裔(Black, 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 BAME)群体感染和重症风险升高。[198][199]

在英国,在一项横断面研究的数据发现南亚和黑人患者为疑似感染者的概率分别为一般患者的 1.93 倍和 1.47 倍。[200] 少数族裔患者平均年龄显著低于白种人患者。[201] 与白种人患者相比,英国少数族裔(包括南亚、东亚、黑种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入院患者更易被收入重症病房,并需给予有创机械通气,尽管入院时病情严重程度相似,且年龄更轻,合并症更少。[202]

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按年龄调整数据(截至 2021 年 1 月 23 日)提示,非西班牙裔或拉丁裔人群、西班牙裔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以及非西班牙裔黑种人住院率,分别约为非西班牙裔白种人 3.6、3.2 和 2.9 倍。[203] 然而,美国队列研究发现,调整社会人口因素(如年龄、性别、保险)与合并症后,非西班牙裔黑人与西班牙裔患者(相对于白种人患者)结局无差异。此类患者由于在住院患者中所占比例过高,因此死亡和病率风险可升高。[204][205][206]

结局的种族差异可能部分归因于某些族裔合并症发病率较高。[207]

长期照护机构人员感染和重症风险升高。[123][208]

在英国,疗养院居民约占第一波大流行中英格兰和威尔士死亡总数三分之一;其他国家亦报道了类似情况。可能由于个人防护装备短缺、人群脆弱以及缺乏检测。[209] 一项针对四个养老院的研究发现,26% 居住者在 2 月内死亡,全因死亡率与往年相比,增加了 203%。约 40% 居住者 SARS-CoV-2 检测呈阳性,其中 43% 无症状,18% 出现非典型症状。[210]

在美国,一项超过 5000 名养老院居住者队列研究显示,其 30 天全因死亡率为 21%。高龄、性别为男性以及认知和机体功能受损,与死亡率呈独立相关。[211]

存在合并症的患者罹患重症风险更高,合并症越多,风险越大。[212][213]

在英国,一项对超过 20,000 例住院患者进行的队列研究报道称,最常见合并症为心脏病(31%)、单纯性糖尿病(21%)、非哮喘性慢性肺病(18%)和慢性肾病(16%)。[6]

在美国,约 91% 住院成人至少有一种报告的基础疾病,最常见者为高血压(56%)、肥胖(49%)、代谢性疾病(42%)和心血管疾病(33%)。约 53% 儿童至少有一种报告的基础疾病,最常见者为肥胖(37%)、神经系统疾病(13%)和哮喘(12%)。[203] 据估计,大约 56% 成人和 32% 年轻成人由于伴有至少一种合并症,而存在罹患重症风险。[214][215]

全球范围内,高血压(21%)、肥胖(18%)和糖尿病(18%)是最普遍的合并症。癌症、慢性肾病、糖尿病和高血压与死亡率呈独立相关。从统计学角度进行分析,慢性肾病是导致死亡的最主要合并症。[216]

肥胖者感染和重症风险升高。[217]

截至 2021 年 2 月底,全球报道的 250 万死亡病例中,220 万人死于超重人口占一半以上的国家。不到半数成年人群被归类为超重的国家中,出现死亡的可能性约为超过半数成年人群被归类为超重的国家十分之一。[218]

肥胖(≥30 kg/m²)或重度肥胖(≥40 kg/m²)者罹患重症风险增加。超重(25-30 kg/m²)者罹患重症风险可增加;但是证据有限。[213] 一项荟萃分析证据表明,体重指数与疾病严重程度和死亡率之间存在线性剂量-反应关联。[219] 但是,一项在美国进行的队列研究发现,体重指数与疾病严重程度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体重指数接近健康体重和超重阈值时,风险最低,而后随体重指数增加而升高。[220]

肥胖与疾病进展、住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需进行有创机械通气、并发症(例如静脉血栓栓塞和肾衰竭),以及院内死亡(尤其是年轻患者)风险增加具有相关性。[217][221][222]

心血管疾病患者罹患重症风险升高。[213]

心律失常、冠状动脉疾病和心血管疾病与重症监护病房收治呈显著相关。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冠状动脉疾病和心血管疾病亦与死亡风险增加呈显著相关。[223]

伴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例如高血压、糖尿病)者,重症和死亡风险亦升高(见下文)。[224]

2 型糖尿患者罹患重症风险升高。1 型糖尿病或妊娠糖尿病患者罹患重症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213]

糖尿病与疾病进展、重症监护病房收治、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需行机械通气和死亡风险增加相关。[225][226]

在英国,住院患者死亡总数三分之一发生于糖尿病患者。[227] 对第一波大流行超过 19,000 名接受重症监护患者进行的分析发现,除外年龄、性别、种族或其他主要合并症,2 型糖尿病与重症患者死亡率增加 20% 具有相关性。[228]

1 型或 2 型糖尿病患者预后不良和死亡率较高的风险因素包括:高龄、男性、非白种人、社会经济剥夺、肾功能不全、卒中或心力衰竭史、糖化血红蛋白(glycosylated haemoglobin, HbA1c)水平过高、体重指数过高、C-反应蛋白升高、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和使用胰岛素。[229][230][231] 但是,在一项美国大型住院患者队列研究中,HbA1c 水平与死亡率并无相关性。[232] 与已知糖尿病、高血糖或正常血糖患者相比,新诊断糖尿病患者具有更高的全因死亡风险。[233] 二甲双胍的使用与死亡率降低具有相关性。[234]

此类患者的不良预后可能是由于糖尿病形成的综合征本身所致,如高血糖、高龄和合并症(例如肥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因素均增加了患病风险。[235]

伴肺气肿和慢性支气管炎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者罹患重症风险升高。伴中重度哮喘或其他慢性肺部疾病(例如囊性纤维化、特发性肺纤维化)者罹患重症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213]

COPD 与重症感染风险和死亡风险呈 3 倍以上增加具有相关性。[236] 英国一项全国性、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来自 258 个医疗机构 75,463 名患者)发现,COPD 患者比无潜在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接受危重症诊疗的可能性更低。[237]

数据不足以得出哮喘为感染、住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或死亡危险因素的结论。[238] 根据荟萃分析显示,哮喘与重症、预后不佳风险增加,或与气管插管/机械通气风险升高无相关性。伴哮喘患者和不伴哮喘患者的临床结局相似。与不伴哮喘患者相比,伴哮喘患者死亡风险较低。[239][240] 但是,英国一项全国性、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来自 258 个医疗机构 75,463 名患者)发现,哮喘患者比无潜在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更有可能接受危重症诊疗。与 16 岁及以上的非重度哮喘患者相比,重度哮喘与死亡率增加具有相关性。与 50 岁及以上的无潜在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相比,哮喘患者吸入皮质类固醇使用与死亡率较低具有相关性。[237]

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独立于年龄、性别、体重指数以及合并症等危险因素,罹患重症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并未与感染风险增加呈现相关性。[241]

暂无小儿呼吸系统疾病(包括儿童哮喘)是否为感染或严重程度危险因素的数据。[242] 尚无明确证据表明哮喘或 COPD 患者具有更高的感染风险。[243][244]

伴慢性肾病者罹患重症风险升高,且感染风险亦可能升高。[194][213]

在英国,一项横断面研究数据发现,慢性肾病患者比无肾病患者阳性检测的校正比值比更高(32.9% vs 14.4%)。[194]

固有慢性肾病是进展为急性肾损伤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245]

孕妇罹患重症的风险升高。[213]

根据对约 400,000 名 15 至 44 岁有症状女性进行的分析,与非妊娠患者相比,孕妇更易被收住院、被转入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有创机械通气或给予体外膜肺氧合,并更易出现死亡。[25] 体重指数升高是孕妇发生重症的危险因素。[246]

妊娠相关性并发症更多信息,参阅 并发症 章节。

当前或既往吸烟者罹患重症风险有所增加。[213]

吸烟与严重或危重结局、收入重症监护病房和死亡风险增加具有相关性。与当前吸烟者相比,该关联对于既往吸烟者似乎更为突出。与不吸烟者相比,当前吸烟者罹患重症的风险更高。[247] 与非吸烟者相比,吸烟者呈加倍的死亡风险。[248] 这可能是由于吸烟者中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 受体的气道表达增加所致。[249]

世界卫生组织已对现有证据进行评估,得出结论认为,吸烟与住院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增加和死亡增加有关。[250]

肿瘤患者感染和重症风险升高。[213][251]

更高的感染风险可能由于免疫抑制治疗和/或反复医院就诊所致。[251]

与无癌症患者相比,癌症患者罹患重症的可能性高出 76%。[252] 他们的病情恶化、重症监护病房收治和全因死亡风险升高(尤其是罹患转移性疾病、血液学肿瘤或肺癌者)。[253][254] 肿瘤组和非肿瘤组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率和死亡率比值比分别为 2.88 和 2.25。[255] 癌症患者总体院内死亡风险为 14.1%。[256]

死亡危险因素包括性别为男性、高龄、存在一种或多种合并症、高血压、COPD 和存在并发症(例如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急性肾衰竭)。与实体瘤患者相比,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出现死亡风险更高。[257] 积极化疗,或近 30 天接受化疗,将增加死亡风险,但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手术和放疗似乎并未增加重症或死亡风险。[258][259]

与不伴癌症的儿童相比,罹患癌症的儿童并未显得更为易感。有限数据显示,罹患癌症的儿科患者总体发病率较低,仅 5% 需收住院治疗以缓解症状。[260] 癌症儿童总体生存率极高(99.4%),儿童血液恶性肿瘤和实体肿瘤的住院或重症监护病房收治风险无显著差异。[261]

实体器官移植后免疫功能低下者罹患重症风险升高。[213]

实体器官移植受者住院、收入重症监护病房和死亡风险升高。但是,住院率的增加可能反映出一种更优的管理策略,(即对此类患者给予更密切的住院监测),而非提示疾病严重程度。实体器官移植受者总体死亡率为 20%。[262]

相比没有进行移植的患者,无论患者年龄为何、移植后经过了多长时间,肝移植受体患者的住院率和死亡率都显著更高。这类患者中高龄和糖尿病为重大死亡危险因素。[263]

唐氏综合征患者罹患重症风险升高。[213]

在英国,一项队列研究发现,唐氏综合征患者住院风险增加了 4 倍,死亡风险增加了 10 倍。[264] 这可能由于存在免疫功能障碍、先天性心脏病和肺部疾病所致。

伴镰状细胞病者罹患重症风险升高。伴地中海贫血者罹患重症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213]

美国 178 例镰状细胞病患者中(平均患者年龄 <40 岁),69% 入院治疗,11% 接受重症诊疗,7% 死亡。[265] 感染可在镰状细胞病患者中导致急性胸部综合征。[266][267]

高血压患者罹患重症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213]

高血压与不良复合结局增加有关,包括死亡、重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危重症诊疗需求以及疾病进展。[268] 与不伴高血压患者相比,伴高血压患者罹患重症风险升高 2.98 倍,危重症风险升高 1.82 倍,死亡风险则升高 2.17 至 2.88 倍。[269][270]

最初,人们担心使用 ACE 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 Ⅱ 受体拮抗剂者,可能由于 ACE2 受体表达上调,而使感染或重症风险升高。[271] 但是,高确定性证据表明,使用此类药物与重症无关,对有症状患者使用此类药物,与 SARS-CoV-2 阳性检测结果之间不具备关联。[272][273]

脑血管疾病患者罹患重症的风险可有所增加;但是证据有限。[213]

与无脑血管疾病史患者相比,存在脑血管疾病史的患者,更易出现不良结局。[274] 固有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不良结局(包括收入重症监护病房、进行机械通气和死亡)出现几率高出 2.67 倍。[275]

痴呆患者感染和重症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213][276]

在英国,从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6 月,死于 COVID-19 者中,四分之一以上伴有痴呆。痴呆和阿尔茨海默病是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间涉及 COVID-19 死亡中最常见的主要固有疾病。[277]

一项美国电子病历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发现,与不伴痴呆患者相比,伴痴呆患者感染风险更高。与不伴 COVID-19 感染的痴呆患者,和不伴痴呆的 COVID-19 感染患者相比,其结局(6 个月住院风险和死亡风险)亦显著更劣。血管性痴呆患者风险最高。[278]

慢性肝病(尤其是肝硬化)患者罹患重症的风险可有所增加;但是证据有限。[213]

慢性肝病与重症和死亡风险增加具有相关性。[279] 肝硬化患者 30 天死亡率更高,主要死亡原因为呼吸系统并发症和致终末期肝病出现的肝功能突然恶化。[280]

伴代谢紊乱相关性脂肪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者罹患重症风险升高。疾病严重程度与年龄 <60 岁以及纤维化-4(fibrosis-4, FIB-4)评分呈中等或较高水平,具有相关性。[281][282][283]

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罹患重症的风险可有所增加;但是证据有限。[213]

包括有血液或骨髓移植史、免疫缺陷或长期使用皮质类固醇或其他免疫抑制剂者。

风湿免疫性疾病患者糖皮质激素暴露 ≥10 mg/d(泼尼松龙)与更高的住院几率有相关性。[284] 使用环孢素/他克莫司治疗的患者住院风险亦同时增加;但是,尚不清楚增加的风险是否与药物本身、患者接受治疗的潜在疾病,或其他因素具有相关性。[285]

与普通人群相比,免疫抑制患者感染风险未呈现显著增加。[286]

另请参见 HIV 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 如下。

伴某些基础疾病儿童,罹患重症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213]

此类疾病包括肥胖、糖尿病、哮喘和慢性肺病、免疫抑制、镰状细胞病,以及慢性肾病。若临床情况复杂,患有严重遗传、神经或代谢疾病,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则儿童亦可能存在风险。[213]

维生素 D 缺乏患者感染和重症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287][288]

观察性研究和回顾性研究发现,维生素 D 缺乏和更高的感染风险之间存在相关性。[289][290][291][292][293][294]

荟萃分析发现,维生素 D 缺乏将增加住院和死亡风险,与轻症患者相比,重症患者更易出现维生素 D 缺乏。[295]

伊朗一项涉及 235 名住院患者的横断面研究发现,入院时血清维生素 D 水平充足(定义为血清 25(OH)D 水平 ≥30 ng/mL)的患者与维生素 D 水平不足的患者相比,C 反应蛋白血液水平明显更低、血液淋巴细胞总计数更高,这表明维生素 D 水平充足可改善此类患者免疫功能。在维生素 D 水平适当的患者中,重症疾病患病率更低,在年满 40 岁的死亡患者中,约 90% 患者维生素 D 水平不足。[296]

服用质子泵抑制剂(proton-pump inhibitor, PPI)患者感染和重症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

PPI 被认为可由于胃酸过少,从而增加感染风险。有证据表明,抗分泌药物使用与 COVID-19 阳性之间存在独立剂量反应关系。与未服用 PPI 者相比,服用 PPI 者 COVID-19 呈现阳性的几率大大增加。服用 H2 拮抗剂者风险未见升高。[297]

服用 PPI 的患者,出现继发感染、严重临床结局和死亡的风险亦可能增加。[298][299] 与未服用 PPI 者相比,当前或定期服用 PPI 者,更易出现重症结局。此外,与未服用 PPI 者相比,当前服用 PPI 者,更易出现更长的住院时间,但这一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既往服用 PPI ,与对感染易感性增加或严重不良结局有关。[300]

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感染和重症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301]

自身免疫性疾病与感染风险增加具有相关性。但是,与不伴自身免疫性疾病者相比,并未呈现更为显著的不良临床结局。皮质类固醇的使用增加了感染和严重结局的风险,而联合使用疾病修饰抗风湿药物(disease-modifying antirheumatic drug, DMARD)则增加了严重结局风险。DMARD 单药疗法,尤其是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降低了重症和死亡风险。与该人群中重症相关的其他因素包括高龄和存在合并症。[301]

多发性硬化症患者中,神经功能障碍、年龄和肥胖为重症危险因素。[302]

炎性肠病患者感染风险与普通人群相当,溃疡性结肠炎和使用皮质类固醇、硫嘌呤、氨基水杨酸或联合治疗的患者,其结局(住院、收入重症监护病房和死亡率)更劣。使用生物制剂的患者结局更佳。[303][304][305]

HIV 携带患者感染和重症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并存在冲突。

尚未清楚 HIV 感染是否影响感染病程和疾病进程。一项英国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HIV 感染者死亡风险似有上升。[306] 纽约进行的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与未确诊 HIV 感染者相比,虽然 HIV 感染者似乎未呈现更高的感染风险,但其不良结局风险上升(主要是需要住院的重症发生率更高)。住院风险随着 HIV 疾病阶段进展而上升。[307]

荟萃分析数据存在冲突。一项荟萃分析发现,HIV 感染与综合不良结局不具相关性。[308] 但是,另一项荟萃分析发现,与不伴 HIV 感染者相比,HIV 感染者死亡风险轻度增加。基于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用药方案者不良结局风险较低。[309]

血脂异常似乎与重症和死亡风险增加相关;但是证据有限。[310][311]

男性、老年人和高血压患者的这种相关性更强。[312]

起初,令人担忧的是,服用他汀类药物者可能面临更高感染风险或更严重疾病,因为他汀类药物已被证实可增加实验动物 ACE2 表达,并可促进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炎症通路活化。[271] 但是,目前为止,研究并不支持这一假说,部分研究甚至表明其具有保护作用。[313][314][315][316]

与无 COVID-19 患者相比,罹患 COVID-19 的患者手术死亡率和并发症率可更高。[317]

对中国 34 例在 COVID-19 潜伏期进行择期手术的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发现,所有患者术后均出现肺炎。此类患者中约 44% 需收入重症监护病房,20% 遭遇死亡。[318]

术后肺部并发症出现于半数围手术期 SARS-CoV-2 感染患者,与死亡率升高相关,尤其是对于男性和 70 岁以上者。[319]

A 型血患者感染和死亡风险可能升高,B 型血患者感染风险可能升高;但是证据有限。[320]

没有证据表明 AB 型血与感染风险之间具有相关性。O 型血型似乎对于感染具有预防性。与 Rh 阴性者相比,Rh 阳性者更易受到感染。[320]

一项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发现,与其他血型相比,A 型血患者呼吸衰竭风险增加 45%。它还发现 O 型血有保护作用。两个染色体基因位点与呼吸衰竭有关,其中一个与 ABO 血型位点重合。[189] SARS-CoV-2 受体结合域直接结合呼吸道上皮细胞表达的 A 型血抗原,直接使 A 型血和 SARS-CoV-2 产生关联。[321]

有限证据表明肠道菌群功能异常可能与 COVID-19 发病机理有关。

患者住院期间,似乎有益共生菌(凸腹真杆菌、 直肠真杆菌、普氏粪杆菌、罗斯拜瑞氏菌和毛螺菌等菌群)耗竭,而机会病原体(哈氏梭菌、粘性放线菌,诺氏拟杆菌)则过度生长。[322][323][324] COVID-19 患者胃肠道菌群组成、细胞因子水平和炎症标志物之间的关联表明,胃肠道微生物群与疾病严重程度有关,可能通过调节宿主免疫应答引起。疾病消退后,消化道菌群失调可能对症状持续有所贡献。[325]

天气和纬度:有限证据表明寒冷和干燥环境以及高纬度可增加传播,而温暖和潮湿环境则可减少感染率;然而,证据存在冲突,尚不足以证实其因果关系。[326][327][328][329][330][331][332]

空气污染:有限证据表明,暴露于环境空气污染,与 COVID-19 之间存在关联;但是证据不足以证明因果关系。[333][334][335][336]

居住于城市或贫困地区:有限证据提示,与郊区相比,居住于城市地区者检测阳性校正比值比更高(26.2% vs 5.6%),与不甚贫困地区相比,居住于贫困地区者检测阳性校正比值比更高(29.5% vs 7.7%)。[194]

内容使用需遵循免责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