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史和体格检查

关键诊断因素

主要危险因素包括:先前 21 天生活或工作在流行区,或者前往流行区旅行;接触感染患者体液;职业暴露;或者屠宰感染(或潜在感染)动物或摄入此类动物的肉。

人际间传播通过接触感染患者的体液(例如汗液、血液、粪便、呕吐物、唾液、生殖器分泌物 [包括精液] 和母乳)实现。[36][41] 更严重或晚期感染患者体液内的病毒水平特别高。感染后的潜伏期为 2-21 天(通常为 3-12 天)。[2]在儿童中的潜伏期可能更短。[3]

如果在未佩戴适当防护设备的情况下暴露于感染患者的体液,则接触者(包括医疗保健工作人员和家庭接触者)存在感染风险。如果感染患者出现活动性腹泻、呕吐或出血,则感染患者的家庭接触者存在更高的感染风险。[36]

体液在患者死亡后仍然具有传染性。因此,许多感染病例发生在非洲的传统丧葬仪式上(送葬者会抚摸死者的尸体)。社区中的超级传播事件也日益被视为一个促进因素:2015 年塞拉利昂一位传统治疗师的葬礼就与 300 例感染相关。[39] 在一项研究中,发现超级传播者在 2014 年疫情暴发中造成约 61% 的感染。[40]

曾前往流行区旅行的人被认为是高危易感人群。了解最新的活动性流行区地理分布知识有助于明确患者的流行病学风险。

约 90% 的患者有此症状,体温往往>39.0℃,且呈弛张热。[18][85] 一些患者初期可能会出现低热,但无其他症状,或者体温在初次评估时接近正常。[87]

不同国家和指南设定的发热阈值不同,使用较低的发热阈值(例如≥37.5°C)可以提高发现病例的敏感性。[85][88]世界卫生组织使用>38°C 的阈值。[89]然而,在塞拉利昂的一项大型队列研究中,尽管约 89% 的患者报告有发热史,但<30% 的患者在就诊时体温≥38℃。[22]另一项塞拉利昂的研究发现,25% 的患儿在就诊时没有发热或体温≥38°C 的病史。[84]

在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据报告 87%-89% 的患者有此症状。[18][22]

在适当的流行病学背景下,它的存在足以引起对感染的担忧。

体温变化幅度在病程期间可以很大,尤其在儿童中。[84][86]患者往往会在致命性感染晚期出现正常体温或体温过低。[16][17][81]

感染的常见症状,在以往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疫情暴发期间,高达 80% 的患者有此症状。[9][17]

在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据报告 22%-38% 的患者有此症状。肌酸激酶升高常见 (36%-83%)。[18][19][75][78][79]

可能与关节痛具有相关性,且在整个恢复期持续存在。

在某些埃博拉病毒感染疫情暴发期间,大约 40% 的实验室确诊病例会在感染早期出现此症状。[17][81][106]

其他诊断因素

在以往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疫情暴发期间,高达 90% 的病例可见重度疲乏和嗜睡。[17][81]

在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据报告 76% 的患者有此症状。[18]

感染的常见症状,在以往的一次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88% 的患者有此症状。[17]

在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据报告 65% 的患者有此症状。[18]

可能会出血。

霍乱治疗用病床可用于不发达国家/地区的大量腹泻病例。com.bmj.content.model.Caption@2e77bf6b[Figure caption and citation for the preceding image starts]: 西非地区的一所埃博拉病毒感染治疗中心为感染患者配备霍乱治疗用病床(床垫中央设有排便孔),以协助治疗(2014 年)来自 Catherine F. Houlihan (MSc, MB ChB, MRCP, DTMH) 的个人收集资料;经许可后使用 [Citation ends].

感染的常见症状,在以往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疫情暴发期间,65%-70% 的患者有此症状。[9][17]

在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据报告 67% 的患者有呕吐症状。[18]

呕吐物中可能含血。

早期感染的非特异性症状,在以往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疫情暴发期间,10%-70% 的患者有此症状。[17][81]

在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据报告 53% 的患者有此症状。[18]

假性脑膜炎较为罕见。

在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据报告 44% 的患者有此症状。[18]

可能难以将烧心与下前胸痛或吞咽困难区别开来。吞咽困难和烧心可能是因为食管炎。

据报告,在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出现胸痛和咳嗽的患者比例分别为 10% 和 7%;[19] 但关于直接累及肺部的报告很少。[77]

在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据报告 20%-23% 的患者有呼吸困难症状。[18][19]

与成人相比,呼吸道症状在儿童患者中往往更常见;不过,相关数据有限。[81][82]在 2014 年的疫情暴发中,有 14% 的患儿出现呼吸困难。[84]

咽炎是一种非特异性病症,在以往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疫情暴发期间,10%-58% 的患者有此症状。[17][81]

在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据报告 9% 的患者有此症状。[19]

可能会引起吞咽困难,在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据报告 26%-32% 的患者有此症状。[18][19]

据报告,在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重度虚脱是 73% 的患者的典型表现。[79]

在以往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疫情暴发期间,31% 的致命性感染患者有此症状,但是所有存活者皆未见此症状。[16][17]

在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据报告 5% 的患者有此症状。[79]

可能表明存在代谢性酸中毒(由尿毒症和低灌注引起)。

在以往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疫情暴发期间,25%-52% 的患者会在病程早期出现此症状。[16]

在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据报告 1%-5% 的患者有此症状。[18][19][79]

频繁被描述为非瘙痒性的红色斑丘疹。它在初期可能是局灶性的,随后逐渐进展为弥散性、全身性和融合性。一些人将它描述为麻疹样皮疹。在凝血功能障碍患者中,感染较晚期可能变为紫癜样或瘀斑样皮疹。[23]

在深色皮肤的患者中可能难以识别。

此症状的存在提示晚期感染和存在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在以往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疫情暴发期间,30%-36% 的感染患者有出血表现(例如鼻出血、牙龈出血、咯血、易有瘀斑、结膜出血、血尿以及注射或静脉穿刺部位渗血);[11][16][17] 但是据报告,在 2014 年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仅有 5%-18% 的患者有出血表现。[18][19][20][21][22]

大量出血通常仅在致命病例中可见,通常发生在胃肠道(例如血性腹泻、黑便)。[16] 在以往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疫情暴发期间,8% 的致命性感染患者和 16% 的存活者有此症状。[17]

如果无外部体征,内出血可能会被漏诊。

出血表现在儿童中不常见。[83]

在以往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疫情暴发期间,2% 的致命性感染患者和 8% 的存活者有肝肿大压痛伴胸腔下肝脏边缘可触及。[17]

关于淋巴结增大病例已有报道。[16]

晚期感染和预后不良的体征,通常见于致命性感染的最后 2-3 天。[16]

可能由尿毒症、低钾血症、低钠血症、低钙血症或低碳酸血症(由代谢性酸中毒的呼吸代偿引起)引起。

在以往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疫情暴发期间,17% 的致命性感染患者和 5% 的存活者有呃逆症状。[17]

在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据报告 11% 的患者有此症状。[18][79]

在儿童中较少见。[83][84]

在致命性感染的较晚期可能出现。[16]

终末前期疾病和休克的特征。由于流行区缺乏测量设备,在现场检查时未被充分记录。[16]

然而,伴血管渗漏和微循环衰竭的脓毒性休克似乎不是主要临床特点。

据报告,在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暴发期间,19% 的患者有意识模糊。与以前暴发的疫情相比,该症状似乎变得更常见,是死亡的预测指标之一。[86][84][79]儿童的意识模糊可以是多病因导致的,且多预后不良。[84][86]

经常与出血和低血压共存,使液体复苏变得有风险。

脑病可能与感染末期的电解质紊乱、尿毒症和脑部低灌注有关。

在以往的某次埃博拉病毒感染疫情暴发期间,2% 的致命性感染患者会出现癫痫发作。[17]

危险因素

在流行区生活或工作(例如西非、刚果民主共和国)者是感染的高危人群。然而,近期从流行区归来也是一个显著的危险因素。发达国家的大多数疑似感染患者是归国的旅行者,以及在埃博拉病毒感染疫情暴发期间照顾患者的医护人员。

了解最新的活动性流行区地理分布知识有助于明确患者的流行病学风险。

人际间传播通过接触感染患者的体液(例如汗液、血液、粪便、呕吐物、唾液、生殖器分泌物 [包括精液] 和母乳)实现。[36][41] 更严重或晚期感染患者体液内的病毒水平特别高。感染后的潜伏期为 2-21 天(通常为 3-12 天)。[2]在儿童中的潜伏期可能更短。[3]

如果在未佩戴适当防护设备的情况下暴露于感染患者的体液,则接触者(包括医疗保健工作人员和家庭接触者)存在感染风险。如果感染患者出现活动性腹泻、呕吐或出血,则感染患者的家庭接触者存在更高的感染风险。[36]

体液在患者死亡后仍然具有传染性。因此,许多感染病例发生在非洲的传统丧葬仪式上(送葬者会抚摸死者的尸体)。[67] 社区中的超级传播事件也日益被视为一种促进因素:2015 年塞拉利昂一位传统治疗师的葬礼就与 300 例感染相关。[39] 在一项研究中,发现超级传播者在 2014 年疫情暴发中造成约 61% 的感染。[40]

关于活动性感染期间发生性传播已有报道。在感染痊愈 12 个月后,仍可在精液中检测到该病毒,这可能是由于睾丸组织是一个免疫保护部位。[44] 这意味着在感染痊愈很久以后,性传播的风险仍可能存在很长时间,[41][42][43][45][46] 此类病例在 2014 年疫情暴发期间得到证实。[47][48][49]

接触感染患者的医疗保健工作人员存在高感染风险,大多数流行病爆发疫情会导致大量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受到感染。

来自感染供者的针刺伤是一种超高风险暴露因素,风险程度取决于接种物和损伤的性质。1976 年第一次埃博拉病毒流行期的院内感染传播可归因于非灭菌注射针的使用。[24] 英国、俄罗斯和德国的研究实验室曾发生过意外针刺伤暴露。此类病例的潜伏期可能要比人际间传播短得多。[10][17][42]

其他高危职业包括与来自流行区的灵长类动物或蝙蝠,或者与高风险临床样本打交道的人。

在散发流行时该传播途径可能是动物与人之间传播的一种原因。[68]

由于高病死率和易于人际间传播,埃博拉病毒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生物恐怖主义武器。然而,尽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目前尚无任何证据表明埃博拉病毒已被用作一种武器。[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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