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合并症和循证医学

作者: Dr Kieran Walsh

循证医学被定义为“审慎、明确、明智的使用当前最佳证据,进行个体患者诊疗决策制定。”(1) 循证医学的根基在于原创性研究(例如随机对照试验),而后为系统评价或对原创性研究进行的荟萃分析,最后知识得以整合和转化为临床指导、指南和常规。传统而言,所有诸如此类的流程需投入大量时间。开展研究、进行分析以及对于证据如何应用于实践做出结论,通常耗时数年。

然而,COVID 疾病的流行,未能给予我们充足的时间做出决策。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在于,人们开始对于循证医学在这场疫情之中发挥的作用产生了疑问。其中的缘由众多。首先,当患者由于这一既往从未遭遇的疾病而处于危重状态时,我们会自然而然的认为,最佳处理在于给予患者所有可能产生帮助的治疗。在 COVID 大流行的起初数月,确然如是。尽管对于药物效力缺乏足够强劲的证据,诸如羟氯喹等特定治疗仍得到推荐。

其次,在大流行中期,缺乏完整相关数据的情况下做出治疗建议。一个示例为研究报告在完整的文章得以发表前,即通过媒体进行公布 - 这不是一种可接受的行为。第三,在危机情势中,给予“似乎无害”治疗的倾向就此浮现。但是,“零危害”无法得到担保,因此,根据这一原则作出的治疗决策有失明智。此类问题早在 COVID 大流行之前业已存在,但大流行疫情的出现,使其较以往更为突出。

那么,循证医学应从这些因素中如何得以演变?回溯循证医学的核心要素十分必要。它包括研究基础、患者需求和倾向,以及职业技能。其中,职业技能这一要素在大流行期间较以往价值更甚。我们需要专业人员对患者进行评估,从而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第二项要素在于患者对其自身诊疗进行决策。患者需明确病情,与医务人员就其治疗做出决定。大流行环境使其较以往更具挑战性 – 但这仍是循证医学核心原则。

然而,这仍然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证据本身的疑问。Carley 及其同事就此问题提供了部分有帮助的建议。(2) 其中包括更多患者应被纳入研究,使得证据基础得以提升;试验应尽可能具备最高质量;获取的数据应得到更好的利用;大流行之前,应具备拟定的试验流程,从而使疫情发生时,随时可以开始进行研究。

在 BMJ Best Practice 临床实践中,我们注重于循证医学另一终端 – 即将 COVID-19 及相关合并症证据应用于实践。我们已经知晓的是,对证据的获取,几乎与证据本身同样重要。这意味着其内容可在手机浏览器、APP 程式中阅读,并可整合入电子健康记录。

倘若我们可以对循证实践提供更多支持,欢迎阁下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联络: kmwalsh@bmj.com。我们愿意倾听您的声音。

参考文献
1. Sackett DL. Evidence-based medicine. Semin Perinatol. 1997 Feb;21(1):3-5

2. Carley S, Horner D, Body R, Mackway-Jones K.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nd COVID-19: what to believe and when to change. Emerg Med J. 2020 Sep;37(9):572-575.

利益冲突声明
Kieran Walsh 所负责工作包括 BMJ Best Practice 临床实践,COVID-19 循证内容在其中有所呈现。